高技术需要高思维-童天湘的思与想

学者简介

童天湘，1931年生，安徽无为人。1960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物理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编委兼系统、信息、控制科学哲学分支学科主编，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著有《控制论与哲学的发展》《人工智能与第N代计算机》《论智能革命—高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等。

您长期从事控制论与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早在1982年就提出要建立探讨认识的微观机制的微观认识论，最近又提出“智能革命论”的新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钱学森教授称您说的智能革命是又一次“文艺复兴”，肖前教授称您所写的《论智能革命》是一篇“学术上有创新、理论上有突破”的好文章。我想进一步了解您为何要提出与信息革命、信息时代乃至信息社会等流行观点不同的看法。

我考虑到高技术发展对社会最本质的影响，而不局限于它的一些表面现象。为什么丹尼尔·贝尔原先只谈“后工业社会”，阿尔温·托夫勒最初也只讲“第三次浪潮社会”，却不回答工业社会之后究竟是什么社会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未能揭示高技术对社会的本质影响，只能描述高技术引起社会变革的一些现象。虽然后来他们明确了工业社会之后是信息社会，但仍然局限于信息技术所导致的社会信息化这种现象。实际上，早在1963年日本的梅棹忠夫就提出了信息化社会的看法，他们只不过被迫接受了这一看法。到20世纪80年代，信息化社会的观点便流行起来。这一观点认为，信息社会是继工业社会之后的一种独立社会形态。我则认为，高技术发展对社会最本质的影响是导致智能革命，引起社会智能化，出现智能社会。所谓信息社会只不过是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

依据信息社会论，信息社会的技术基础应是信息技术，其核心是计算机，因此，所谓信息化社会，实质上亦即社会的计算机化。依据您提出的智能社会论，智能社会的技术基础应是智能技术，其核心是人工智能。那么，可否说智能化社会即社会的人工智能化？

智能社会的技术基础是智能技术，但不能简单地说它就是社会人工智能化。我讲的智能革命绝不局限于技术领域，它涉及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诸领域。这里的智能既有人工智能，又有人的智能，还有人机复合智能。作为智能社会技术基础的智能技术，它也不局限于人工智能，还包括整个高技术领域。因此，智能技术有两种含义：一是狭义的智能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知识工程、智能计算机和智能机器人等；二是广义的智能技术，包括大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生物电子技术等）、信息技术、激光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以及狭义的智能技术等高技术群体。这些技术群形成了高技术圈，处于圈中心的（狭义的）智能技术是高技术核，可称之为智能核。智能技术（指狭义的，下同）的发展会引发智能“核爆炸”，把人工智力和人的智力之潜能爆发出来，将创造出具有高智结构的智能社会，因而不同于高能消耗的工业社会。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技术是高生产力，故能对社会产生如此巨大变革性的影响。在高技术中，人工智能使机器具有智能，这类技术显然是智能技术，但为什么整个高技术又可称之为广义智能技术呢？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高技术的主要特征是智力密集，它是智能型技术，故可称之为广义智能技术。固然高技术是高资金投入和高增值产出的技术，然而最本质的还是高智力投入和新知识产出的技术。因此，高技术的特点首先是高智力。高智力是比高资金更重要的高投资。只有高智力才能在技术上有高创新，在经济上取得高效益，从而在市场上具有高竞争力。谈到竞争，顺便讲一点：报刊上常有“引入竞争机制”的说法，其实不妥。因为竞争机制是系统固有的进化机制，系统是在竞争与协调对立统一的基础上生存、发展的。如果一个系统本身没有竞争机制，那么它就难以生存和发展。正确的说法应是激励竞争机制，使受抑制的竞争机制不受抑制而能正常地运转。高技术的高竞争力也不是为经济系统“引入竞争机制”，它只是在经济系统本身的竞争机制运作的基础上起一种催化剂作用，推动经济的高增长。这也体现了高技术是高生产力。特别是智能技术，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也是新一代生产力的代表。新一代生产力系统的基本形式是人机智能系统，实现人的智能与机器智能的相互转换，使放大了的人的智力成为直接的现实的高生产力。因此，新一代生产力有两个基本要素：高智力和智能机（器）。

高技术发展的前景令人神往，然而开发高技术又有高风险，决策正确与否是成败的关键。看来高技术还需要有高明的决策，也可以简称为高决策吧？

是的，正是这样。高技术的高竞争必然伴随着高风险，所以国外设有高技术企业风险投资机构，支持高技术的开发。开发高技术是机会与风险并存，既要敢于冒风险，更要善于闯风险，高决策便成为关键之关键。高决策之高不仅在于能适应高技术经济市场的瞬息万变而随机应变，捷足先登以市场导向技术；更在于有先见之明，开发出独有的高技术产品去开辟新市场，以高技术导向经济，使技术创新在经济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这种高决策，不是被动适应，回避风险，消极生存；它是主动出击，抓住机会，积极发展。实际上，在高竞争情况下，没有发展就不能生存。这种高竞争实质上是高智力竞争，贯穿于高技术开发、高技术商品生产和高技术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和整个过程。高智力的核心是高创新，高创新需要高思维。只有高思维才能作出高决策。总之，高技术需要高思维，高思维创造高技术，高技术是高智力的物化。

高技术开创新时代，我们开始进入高技术时代。这样，岂不可以更明确地说：高技术时代需要高思维！(www.xing528.com)

新时代需要高思维，不是某种“新思维”。高思维的核心是创造性思维，所以能有科学上的发现和技术上的创新、理论上的突破和工艺上的革新，造就一代高技术。高思维之高还在于超前思维，进行超前决策，特别是开发高技术尤其需要这种决策。高技术具有超前性，人们不是开发今天实用的技术，而是开发明天可用的技术，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以便在市场上保持领先地位。日本不仅开发未来技术，还要开发“超未来技术”，力争领导高技术发展的新潮流，使之由经济大国变为技术大国，进而成为政治大国。由此可见，国家之富强，民族之振兴，既需要高技术，更需要高思维；没有超前意识，必然落后于新时代。

发展中的国家在经济与技术上都较发达国家有不小差距，开发高技术不易，欲要超前就更难，采取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动向、逐步缩小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的对策，不是比较现实吗？

一般地说，现实就是这样。不过对中国来说，看来不应如此。中国在高技术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已能发射国际商用卫星，说明我们在某些方面具有超前潜力，至少在某些点上是可以超前的。实际上，任何国家要想在整个高技术领域都超前是不现实的。所以“有限目标，重点突破”是对的，但如果只有跟踪没有超前就不能缩小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除非是“龟兔竞赛”，可惜不是。因此，必须转变决策方式，由跟踪决策方式转变为超前决策方式。从控制论观点看，走一步看一步的跟踪决策是一种反馈决策方式，它依赖于反馈信息实现战术目标，然而反馈是有时滞的，所以时差不可避免。对于需要高思维的超前决策来说，它可以走一步看十步；依赖于超前思维的预测信息实现战略目标，是一种前馈决策方式，能够导向未来。前馈决策与反馈决策不是绝对对立的，高思维也不排斥反馈决策，只在于它看到反馈决策的局限性，并善于将两种决策方式结合起来：以前馈决策为主导，运用反馈决策对运作过程作战术性的调整，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便是高思维的一种优化选择。例如，制订改革的总体规划需要前馈式的战略决策，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就需要反馈式的及时调整。因此可以说，掌握这两种决策方式的结合是高层次决策者的领导艺术，具有高思维是高决策的灵魂。

谈到这里，使我想起看到过的一篇论决策的哲学文章。这篇文章认为，计算机运算速度快，可以从国际象棋可供选择的10¹²⁰棋步中选择最优的一步，而人则不能，所以利用计算机可以制订“最佳方案”。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又偏偏听到不用计算机的人在高喊他有“最佳方案”，难道自称具有高思维的人能制订出“最佳方案”？

实际上，从10¹²⁰棋步中选择最优的一步，不论是人还是计算机都做不到。即使用每秒运算1亿次的计算机作这种选择，也需时间10¹⁰⁴年，这是理论可行而实际不可行的。这是一个“组合爆炸”问题，取决于问题本身的性质，与机器的类型无关。只不过人善于绕过“组合爆炸”，显得比计算机强，计算机下棋至今仍未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然而，这不是说具有高思维的人就能制订出“最佳方案”。高思维并非最优思维，它不追求最佳，而要寻求优化。仅就此点而言，高思维的过程是择优化的过程，高思维的方法是系统分析的方法。从系统科学的观点看，社会是复杂的大系统，难以实现整体的最优化。诚然，高思维也需要高技术，科学的决策过程需要运用计算机辅助决策。即便如此，人机协作也很难找到“最佳方案”。如果一味追求“最佳”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最好是好的敌人”，自称“高思维”实际是低思维。有人把决策的“最佳方案”当作广告的“最佳产品”到处叫卖便是一例。其结果，不能不受到辩证法的惩罚。

高技术需要高思维，高思维也需要高技术，两者相辅相成，不仅改变思维方式，也会改变思维形态。

对，我也是这样看的。前面讲到由反馈决策转变为前馈决策，实质上就是由反馈思维方式转变为前馈思维方式，以致会引起认识论革命，迫切需要建立前馈认识论（超前认识论），指导人们的超前认识。这就需要在超前思维的基础上建立超前认识的模型，需要运用高技术的计算机、智能机进行模拟实验。这种模拟实验是一种思想实验，实验思维可以看作思维形态的一种改变。随着智能机的发展，不仅有机器智能，还会有机器思维，人机结合就会出现人机互补的复合思维形态，无疑是思维形态的另一种改变。从这里可以看出，高技术正在改变而且日益改变思维形态。改变了的思维形态，都可列入高思维形态。高思维形态最需要的高技术是智能技术与生物技术的结合，这种结合又将形成21世纪高技术革命的突破口—研制出生物智能机，最终导致微观层次上的智力革命，这标志着智能革命的深入发展。一旦研制出超微型的生物思维机，便可植入人脑而成为人工思维器官，真正进入人机共同思维的新时代。这时出现的人机共同思维的新形态，不仅是思维形态的又一种改变，而且是巨大的质变，从而掀起一场思维革命。

高技术发展必然导致智能革命进入智能时代，智能革命又要向思维革命的高级阶段发展，需要从哲学上进行超前研究，真正体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要体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进行超前研究，同样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更要看到世界潮流是智能革命、未来发展是智能社会、现代化趋势是智能化，还要明确我们所处的究竟是什么时代，是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还是智能时代。我们正处在由工业时代进入智能时代的入口处，21世纪便是智能时代。维纳说过，“每个时代的思想都被反映在那个时代的技术中”。高技术的超前性也反映了我们时代特有的超前思想。这就要求哲学思维也要由反馈型思维转变为前馈型思维，用哲学术语说，即由反思转变为前瞻。但不是说前瞻与反思是绝对对立的，而是说哲学思维要以前瞻为主导。智能时代是人类处于转折的时代，将由认识客体、改造客体进入认识主体、改造主体的新时代。哲学思维只有转向前瞻，才能体现时代精神。

（原载《哲学动态》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