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的哲学思考-访郭湛

学者简介

郭湛，1945年生，黑龙江海伦人。196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6年被聘为副教授。198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参加编写《简明哲学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参与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著有《人活动的效率》（待出版）。发表论文多篇。

从这几年您研究的课题和发表的文章看，有一部分涉及哲学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趋势，而重心似乎又在实践、人的活动和社会现代化方面。能不能谈谈您对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的感受？

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说，是自有哲学以来始终存在的一个老问题；从具体内涵来说，又是每个时代的哲学工作者都要遇到的新问题。前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历史性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代替后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

全面说来，它是一个始终都在解决着，又始终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否则哲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是比较一般性的说法。明确这一点，对于了解我们今天的哲学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有意义。承认我们今天的哲学和以往的哲学一样，都在自己的历史条件下解决着哲学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有助于全面认识哲学的发展状况和社会作用。回顾近十年来中国哲学的理论探索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息息相关”。我们的哲学既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反映人们的现实活动，又给予人们的现实活动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引导。在清算造成我们工作中重大失误的“左”的和右的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的时候，中国哲学界有其不容忽视的功绩。笼统地指责我们的哲学钻“象牙之塔”，脱离现实生活，显然是不公平的。

有些哲学研究课题距离现实生活较远，似乎与社会现实毫不相干，这也是个事实。

不错，在哲学研究中有些课题抽象程度较高，属于一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或者较深层次的问题，看起来距离现实生活远一些。然而，哲学学科的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使它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不可能是直接的，它需要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能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因此，重要的是应当健全从哲学思维到现实生活的转化环节，而不是直接要求任何哲学结论的可操作性。

这样说来，在哲学研究中是否不存在脱离现实生活的问题？

作为一种现象或趋向，不能说不存在。我所要强调的是，从本质上讲，任何真正的哲学研究不能不反映现实生活，不能不力图引导现实生活，因而不可能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哲学就在现实生活之中，它就是现实生活的哲学。至少从总体上、从主流上看是这样。

您在前面还讲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每一代哲学工作者都不能完全解决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这是否会导致一种悲观的结论？

承认人们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认识的局限性，不过是正视现实的界限。在这个现实的界限面前，人们可以消极退缩，走向悲观主义，也可以积极进取，有所作为。这个界限既是历史地形成的，又是历史地变动着的。前代人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正待当代人去解决；而当代人在尽了自己的努力之后，还应寄希望于后代人。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的历史发展，不过是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历史的一个侧面、一个缩影。

您的意思是说，既然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像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一样长久存在，人们就不应该因为前人或今人没有完全解决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矛盾而过分责备他们。

是的。只要他们在努力去做，还是应当少些责备、多些鼓励。可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也完全有理由要求更好地解决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

这对哲学工作者也有激励的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说，对于责备者也不必加以责备。

我赞成这种态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何发挥哲学的社会功能，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反映和引导社会生活，更好地处理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也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妥善解决的问题。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从哲学工作者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有两点最重要。一是继续进行深入的哲学基础理论前沿的探索，以此带动整个哲学理论的发展；二是完善哲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包括各种所谓应用哲学，密切哲学基础理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在科学领域里，我们的发展战略也是这样的。

是的。在这一点上，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受同样的规律支配。

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两方面，是否应有所侧重？需要更强调哪一方面？

整个哲学是一个有机的构成，不应当厚此薄彼，人为地抑制某一方面的发展。无论哪一方面得到怎样的发展，对于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和民族都不会是多余的。当然，从总体上看，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以及每一方面的内部结构关系，常常是不平衡的，甚至会出现严重的不平衡，某一方面或某些部分可能成为薄弱环节。这时，适当加强薄弱环节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国家在规划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时，对新学科领域和薄弱环节采取鼓励、扶持的政策。对此您怎么看？

这是必要的国家干预，能起到社会调节的作用。同时也应看到，哲学工作者的研究兴趣一方面有向“热点”集中的倾向，另一方面也有向“冷门”分流的趋势，事实上也在调节着哲学内部的结构关系，使之大体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那么，目前我们哲学发展的薄弱环节在哪里？

相比而言，应用研究更显得薄弱一些。人们之所以觉得我们的哲学脱离实际，主要并不是因为基础理论没用，而是因为在基础理论和现实生活之间往往缺少应用研究这个环节。(www.xing528.com)

您这几年研究的重心似乎就在这里。

我对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有兴趣，但这几年研究的重点确实是在被人们称为应用哲学的一些问题上。最初是我的硕士论文《实践及其效能、效果和反馈》，讨论了实践运动的一个基本规律，即“实践—效能—效果—反馈—实践”的辩证循环。这虽然也可以算是基础理论的研究，但已具有较强的应用研究的特点。

后来您又去研究现代化中的哲学问题。

是的。我参加了李秀林教授主持的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意力更转向现实生活。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一书。

您的博士论文也是属于这个方向吧？

可以看作同一个方向的研究，但问题的提法更带有一般历史观的性质，题目是“人活动的效率”。在确定这个论文题目时，得到了我的导师李秀林教授的赞许。他非常理解这个课题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鼓励我深入研究下去。遗憾的是，我的论文提纲还未写出，李秀林老师就与世长辞了。后来，夏甄陶教授担任我的博士导师，指导我完成了这个课题的研究。

效率问题本来是个经济学问题，您是怎样从哲学角度研究它的？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的效率。但效率问题并不局限于社会的生产活动、经济活动，任何人的活动实际上都存在着活动效率问题。对于人的活动和活动效率问题，应当从哲学历史观的高度加以把握。

人的活动问题无疑是个哲学问题。可是，人的活动效率为什么也会成为哲学问题呢？

人的活动是人的实践和认识、行动和思想的总体，在这一概括层次上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从横的和纵的两个侧面上展现着复杂的关系。如果说比人的活动更具体些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都是哲学思维的对象，那么更为抽象化、一般化的人的活动就更是哲学需要研究的了。随着对人的活动的哲学考察的深化，必然涉及人的活动的潜能和实现，人的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而人的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作为活动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其实就是人的活动的效率。人的活动效率可以看作人的活动的有效性的比率。这些探讨都是对人的活动的哲学考察的延伸，并未离开哲学思维的范围。

这样一来，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不是太具体了？

到人的活动效率这个层次，当然比人的活动的一般性的问题更具体些。但这种具体不是感性事物的具体，而是一种思维中的具体，是综合了许多规定的作为多样性的统一的具体。这正是辩证的思维和表述所遵循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所要求的。

通过对人的活动效率的研究，您觉得哲学理论更接近现实生活了吗？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在我写博士论文时，开始那一部分比较抽象，后来越写越具体。尽管我认为这是思维中的具体，但已感到思维所反映的具体存在，即人的现实活动图景似乎就在眼前。我们是注视着现实生活进行哲学思考的，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当我们把自己也融进现实生活之中时，对人的活动的思考也就成了活动的人的反思。

看来您找到了哲学通向现实生活的道路。

只能说从我研究的题目出发，找到了一条通向实际生活的弯曲的小路。我相信在哲学和现实生活之间有许多条更宽广的道路相通。

如果哲学能够密切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哲学理论就会更加繁荣，它的社会作用也会更加明显。

当然。可是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有哲学工作者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利于哲学理论发展和走向现实生活的社会环境。造成良好的适于科学、艺术、哲学发展的社会环境，这无疑是我们的改革所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

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是的，哲学的命运不单是哲学本身的命运，也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的一部分。

最后我还要问一句，您认为目前哲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

是学风问题。哲学是一门学术，从事学术工作应当有一个好的学风，这样才会做好学问，反映、引导现实生活。唯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才能使我们较好地解决哲学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真正有益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原载《哲学动态》1990年第1期）

学者近况

郭湛（1945.10— ），中共党员。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哲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学部秘书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历史观和文化观。主要著作有： 《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主编之一）、《人活动的效率》、《思维世界导论—关于思维的认识论考察》（主编之一）、《哲学与社会》、《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哲学素质培养》（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第一主编）、《面向实践的反思》、《社会公共性研究》（主编）、《社会的文化程序》、《华夏复兴与中华文明道路》（合著）、《公共性哲学—人的共同体的发展》等。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