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良：他们的思与想

学者简介

陈志良，1945年生，上海人。1967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1982年获硕士学位，198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著有《现时代与现代思维方式》（合著）、《现代思维方式与领导活动》（合著）、《当代新知识》（合著）、《思维的建构和反思》、《荒诞与人性》（待出），译著《赫尔岑》《四大文明探源》。发表论文80余篇。

这几年，您的研究涉足哲学的许多领域，您认为当前中国哲学界面临的最大变化将是什么？

我这几年的思索涉及从有序与无序、非系统、反思性思维、交往、荒诞、社会和人的发展、主体性原则到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在现代的发展。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哲学界正在面临巨大变化，这就是实现我们时代的哲学转轨。严格说来，这一哲学转轨还刚刚起步，其核心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向实践唯物主义的战略转移，它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有机部分：一是告别禁锢我们的哲学思维框架近半个世纪的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时代；二是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的演变；三是构建我们时代的高举人道主义和人的主体性的实践唯物主义新思维。这三项工作原本是逐步深入的，而现在几乎同时进行着，势头汹涌澎湃，涉及对所有哲学问题的再认识，它预示着映现现代精神和人类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观念的诞生。

为什么要提哲学转轨呢？这里涉及什么样的根本性理论问题？

提哲学转轨并非耸人听闻。哲学转轨也就是从一种哲学思维的坐标、方式和框架转移到另一种哲学思维的坐标、方式和框架上去。这里当然有时代主题转换的必然要求，但我们是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新认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内在地分化了，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扭曲的形态，是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倒退。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建了自己的哲学—实践唯物主义。这一哲学是与旧唯物主义（客体的或直观的唯物主义）根本不同的，它以实践为整个哲学的出发点，以改变世界并使世界适应人的发展为宗旨，是从主体角度来把握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哲学形态。这一哲学的核心是合理理性（激情的理性）、人道主义和主体性原则。但是，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实践唯物主义而是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经过了四个逻辑中介环节：其一，恩格斯的现代唯物主义。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他力图把有2000多年历史的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恩格斯迈出了偏离实践唯物主义的关键一步，使马克思的主体唯物主义又回到客体的唯物主义上去了。其二，狄慈根、普列汉诺夫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我们现在通行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狄慈根依据恩格斯的现代唯物主义推出来的，这一提法又经普列汉诺夫推广到当时的俄国。其三，列宁“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三者一致”的原则。列宁接受了普列汉诺夫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提法，并要求以黑格尔主义的三者一致原则来构建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从哲学形态上被拒斥了。其四，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所有上述逻辑中介在斯大林的“两个主义”中得到最集中的反映，以体系的形式定型下来并转化为教科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维框架。由于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经过苏联的中介的，于是我们天然地把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形态。这种历史的特殊性使我们接受了一个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一段历史说明，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哲学，要恢复并发展马克思的哲学，也就涉及由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向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转轨和结合问题。

有许多同志认为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并不矛盾，它们两者之间可以实现一体化。您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这个观点需要认真仔细地考量，不能笼统言之。应该说，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在许多具体的哲学问题上有交叉性、相似性和互补性，但在根本的哲学体系上，两者是不能完全同构、不能完全相容的。我认为，一个哲学体系是否具有相对独立性，是由考察问题的坐标系统、出发点范畴和建构原则三者构成的，用我的话来说，也就是是否形成一个“哲学空间”。从这一观点出发，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不能统一的，或者说各有侧重。第一，辩证唯物主义从“客体坐标”来考察世界，实践唯物主义则从“主体坐标”来考察对象，它们的哲学思维方式和视角是相对立的，换言之，实践唯物主义完成了由“客体坐标”向“主体坐标”的历史转换，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考察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第二，辩证唯物主义把“物质”作为整个哲学的出发点范畴，实践唯物主义则把“实践”作为整个哲学的出发点范畴。这里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世界、社会、人、思维是物质的展开，是其多样性的表现；而后者则高扬人的主体性原则，它并不否认世界的先在性以及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猿到人的历史演化，但却把整个眼光关注于人类自身，关注于人的发展，由此出发来认识世界、社会、人和思维。第三，辩证唯物主义把“物质”作为整个哲学的建构原则，实践唯物主义则把“实践”作为自身的建构原则，从而实现了从“说明世界”向“改造世界”的哲学转换。两者的区别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论说明世界是什么，辩证法重于世界怎么样，认识论揭示认识是什么，历史唯物论则阐述社会是什么，贯穿整个哲学的核心是“说明世界”，揭示自然界、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并不是指它可以直接去改变世界，而在于它使人从“改造世界”的角度去认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这种“改变”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实践唯物主义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原则的，它回答世界对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使世界更加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使人在世界的改变中认识到自己是人；二是“改造世界”也要改造哲学自身，即实现哲学随实践发展而不断变革自身的“开放性”。正是在这两重含义上，我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又是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类“自我塑造”的唯物主义，它体现的正是人类主体力量高度发展的现时代的精神。

所以，实践唯物主义对哲学的发展作出了三个贡献： （1） 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坐标或新的思维方式，即从实践、从主体发展来概括一切； （2） 揭示了一种新的哲学结构，即由思维与存在的二维结构上升到思维、实践、存在的三维结构； （3） 把哲学的中心从远离人的世界本体问题扭转到人和人的发展上，并从人的实践和实践的人出发。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把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统一起来是徒劳无益的。相反，中国哲学界的主要工作之一，应是告别与扬弃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时代，因为这一哲学形态的要害在于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人类发展的自主性和多样性，而所有这些问题又源于“物质本体论”这个根，它是马克思所批判、所扬弃的旧唯物主义在现代的“复活”。

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形态确立起来，它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形态要确立起来，转化为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认真分析和解剖“实践”概念，这是实践唯物主义安身立命之根本。二是要与现代社会和人类发展结合起来。马克思只是提出了一个大思路，这个大思路能否在现代生长为参天大树，那就要投身于现时代，包括与一切现代的哲学流派进行交往、互补。三是要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结合起来，找到与中国传统思维的交结点。显然，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它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www.xing528.com)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重新理解“实践”。对于“实践”当然可以从唯心主义、直观唯物主义、实用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等各个角度来理解。但是，我们这里是特指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为此就必须首先扬弃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那么，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对实践的理解区别在哪里呢？实践是人类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这一点应该说没有分歧，根本区别在于，在辩证唯物主义所看到的人与自然的物质转换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唯物主义进一步看到了人，看到了人的发展，看到了世界应该对人怎么样，换言之，实践是人以主体地位来改造世界、使之适应人的发展的自主活动，是以人类发展来规范物质转换活动的运行方式和方向的过程，它不仅是客观的物质转换活动，而且是主体性的、批判超越性的，是高扬人道主义、人类发展和个人发展原则的。实践关系是人对世界的全面占有和改造关系，它证实着人的普遍性和人的本质力量，而离开人的发展一般地来谈论实践活动的客观性、目的性、社会性，这正是其他实践观之弊病。

实践唯物主义使实践范畴成为整个哲学的起点和细胞范畴，也是构建实践唯物主义的整体大厦的总体性范畴。实践范畴之所以可以成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出发点范畴，这是因为：第一，实践是人与外间世界的本质关系的共生点，是人与外间世界其他关系的基石和生长点；第二，人的本质在实践中定型和发展，人本质上是实践的；第三，社会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存在方式，社会本质上是实践的；第四，人对“对象、现实、感性”的把握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认识本质上是实践结构的内化和升华；第五，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解放以及每个个人的自由个性也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实际地达到。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该从实践出发来把握自然界、社会、思维和人类自身的发展，实现对自然界、社会、思维的改造和人的自我塑造。这样，实践当然也就具有了本体论意义、辩证法意义、认识论意义和社会发展论以及人论的意义，我们当然就可以从这一角度来构建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新思维方式。

听说您一直在构建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总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已经进行两年多了，也曾作过几次大的修改，现在的体系也不能说是很合理的，这只能算是一种探索。这一体系的大思路是以实践为整个哲学的出发点，突出人类发展和自我塑造的主体性原则，它不再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板块结构，而是实践一元的结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原先的物质本体论已经被世界图景论和自主活动论所取代；而社会观已经转化为人的实践创造自己的社会存在与实践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双向统一；认识论摆脱了原来的知识论的框架，从人对世界的观念把握和改造的角度来透视认识，认识的主体性、非理性、创造性以及实践理念、反思、价值等得到更多的强调；整个体系自始至终贯穿了人的发展的原则，人的本性、个性化、自由个性得到充分体现。总之，新的体系较之原来的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和时代性，它的核心便是高扬人的发展。我们已在一些班级进行试点教学，受到了学生的欢迎，看来实践唯物主义所体现出来的新的思维方式是有旺盛的生命力的，这是很可喜的现象。

伴随着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国学界孕育、产生了不同的哲学学派，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并谈谈您的看法吗？

在实践唯物主义讨论过程中，在中国产生了不同的哲学学派，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历史进步。它表明哲学定于一尊的单一化局面已经终结，开始走向多学派、多样性，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形成多种色彩、多重声音、多个角度。就当前来说，中国的哲学学派还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它主要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高扬人类主体性的实践唯物主义学派、吉林大学的立足于超越唯物唯心之争的实践哲学学派、北京大学的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学派。学派的产生表征着哲学摆脱了贫困的境地，是其走向繁荣和发展的起步。中国哲学学派的产生是与《哲学动态》等报刊的倡导、支持分不开的，历史将不会忘记这一点。应该说，这三个学派都具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它们都有着自己的逻辑基点，有着自己向前发展的不同生长点，有着对问题的不同的思考角度和方式；当然相互之间会有争论，这是正常的，它将促进各派观点的深入发展。其实，即使同一学派内部的观点也不会完全相同，就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学派为例，在高扬人的主体性和人类发展这一方面大家是相同的，但在“实践本体论”这一问题上就各有其意见取向，经常发生争论。我感到，这三个学派要形成自己更加鲜明的哲学个性，恐怕还要走较长的一段路程，现在他们正在加紧研究自己的观点，形成各种沙龙，出版关于自己观点的专著，召开自己学派的会议，把自己学派的观点发散出去，这无疑是中国40年来最重大的哲学发展。它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它至少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自己的个性，摆脱了它的“幼年”时代，开始要以自身的特色走向世界了。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希望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

除了实践唯物主义而外，您还对哪些哲学问题比较感兴趣，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基本观点？

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怪谬的思考者，我这两年中比较集中研究的是反思与荒诞，它形成了两本书，一本是《思维的建构和反思》（以下简称《反思》），另一本是《荒诞与人性》，它们都快出版了。我感到，一个民族和一个人除了正面思考一些问题外，还应该从反面的、怪诞的、荒谬的、非系统的、出人意料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反思》这本书中，我高度推崇了人类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思维运动，我把反思这种以思维为对象的思维划分为经验性反思、理论性反思、逻辑性反思、哲学反思，并从否定、怀疑、批判、混沌、非系统、不完全、相对性、悖论性、破缺性等角度对反思进行了考察。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民族要前进，就要有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要深刻，就必须具有反思性思维。反思，是人类和思维发展的内在的生命力搏动，是思维之花中最美丽最令人目眩的色彩。

我对于“荒诞”有着特殊的爱好。“荒诞”非常适合我的个性和思考方式，也正因为这样，我对那些深刻认识“荒诞”的思想家—马克思、尼采与荒诞哲学家加缪有着深深的尊敬。我在《荒诞与人性》一书中，揭示了现代荒诞主义的崛起，揭示了荒诞的本质、结构和形式，着力于分析自我的荒诞、理性的荒诞以及作为创造因素的荒诞方法。荒诞作为一种不可理喻的达到悖论程度的矛盾，深刻地指向人类内心的一种巨大的骚动，一种对限定超越的欲望。我比较了世界上各种文化和民族的发展，发现一个民族若没有荒诞，它的生命力便会枯竭下去。在某种意义上，荒诞是人类发展的虚结构，它开拓人的想象力、构思力和创造力，形成对旧框架的突破和对传统的冲击波，它是源于人类本性中的原动力之一。这便是我如此爱好“荒诞”，并对“荒诞”进行长时间研究的原因。我知道我的这些探索被人家看作是“奇怪”的，我希望被理解，我想只要这些研究能给人带来启示，那我的工夫就没有白费。

（原载《哲学动态》1989年第6期）

学者近况

陈志良（1945.9—2012.12），中共党员。1967年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2年获哲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原理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 《现时代与现代思维方式》（获“光明杯”奖）、《思维的建构和反思》、《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获国家教学成果奖）、《邓小平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中国佛家》、《与先哲对话》、《荒野的沙沙声—与先哲论道》、《数字化潮》等。主编“十家九流丛书”、“世纪新纪元丛书”、“新世纪科普热点丛书”、《漫画诸子百家》、《中华圣贤大典》等。发表论文《非系统理论》《主体性原则》《论作为创造性思维的荒诞》等2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