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哲学对我们哲学的影响-访谈孟宪忠

学者简介

孟宪忠，1953年生，河南清丰人。1978年入吉林大学学习，先后获哲学硕士、博士学位。时任吉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时代评论》副主编。高清海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卷）主要撰稿人之一，还著有《思考世界的十个头脑》（合著，已出版）、《对人的沉思》、《实践辩证法导论》（待出版）等。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近来读到您谈人学、人的问题的一些文章，能否结合您的研究体会，谈谈对中国哲学改革、发展的看法？

可以。我对哲学发展的看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国哲学应在20世纪哲学意识的大背景下来确认自己的发展取向。中国近十年来的哲学研究过程，就是一个自觉不自觉地捕捉20世纪哲学意识，自觉不自觉地站在20世纪哲学意识水平上来建设中国当代哲学的过程。

您现在假定了20世纪有其自己的哲学意识，而且要求中国哲学以20世纪哲学意识来作取向参照，那就请您详细谈一下20世纪哲学意识的内容和特点吧！

20世纪的哲学意识是对近代至19世纪哲学意识的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六个方面： （1）从弘扬理性、崇拜理性到反思理性； （2）从本质主义到现实主义； （3）从抽象主体性到具体主体性； （4）从阶级绝对对立意识到人类意识； （5）从人征服自然的观念到人与自然协调的观念； （6）从重视物质力量到重视精神文化因素。

我仅以（1）（2）为例作些说明。

自近代始迄19世纪，每个时代都可以用一个命题来表达这个时代的哲学精神。文艺复兴是一个理性启蒙时代，理性要解脱信仰、人性要解脱神性的压抑。但此时理性还没有独立。到了18世纪，法国唯物论用“自然界的齐一性”否定了上帝，康德也用理性“手术刀”杀死了上帝，至此，人的理性获得了独立。所以18世纪是理性独立的时代。

理性的运用促进了科学的发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到19世纪，人类对理性的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认为《逻辑学》（黑格尔）、《物种起源》（达尔文）、《资本论》（马克思）是19世纪建立起来的揭示宇宙、人类、社会全部奥秘的三座完善的理论大厦。崇拜理性、建立理性体系的意识弥漫在19世纪的各种意识领域。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生活在19世纪的人动不动就要建立体系，谁不建立体系仿佛谁就不配生活在19世纪。巴尔扎克的几十部小说构成的《人间喜剧》是体系，贝多芬的古典音乐是体系，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联剧也是体系。在物理学方面，科学家们认为自然科学大厦已最后完成，剩下的任务只是证明牛顿理论的广泛适用。在数学方面，希尔伯特也抱着以《几何学基础》为数学寻找最后支撑点的愿望。“完整”“体系”“绝对”既是19世纪最流行的术语，也是一切意识创造所追求的主旋律。这一切表明19世纪是崇拜理性、迷信理性，并且以为人的理性能建立终极体系的时代。进入20世纪后，近代以来审查一切的理性受到了审查，人们开始了对理性能力和理性至善性的反思。从对理性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这是哲学意识的进步。

近十年来，“反思”概念在中国哲学领域使用频率很高。这说明中国哲学也开始追踪20世纪哲学的反思意识。但中国哲学的反思意识有时又表现得不够自觉。

这种不自觉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20世纪西方许多哲学家意识到人类理性的局限性、相对性之后，改变了传统哲学研究问题的方式。传统哲学采取一种追求最后本质的研究方式，它追求世界的一般本体和本质，追求人的一般本体和本质。20世纪的哲学家自觉地意识到，任何时代对世界本质、人的本质的回答都不过是该时代的回答，而不是对世界本质、人的本质的永恒求解。所以，他们大都不再奢望解开世界的一般本质和人的一般本质之谜，不再从设定的世界最后本质、人的最后本质去规定人的活动，而是把注意力从对本质的追求转向了对世界现状和世界未来发展的研究，转向了对20世纪现代人的现状怎样和20世纪现代人应该怎样等现实问题的研究。

自1963年第13届世界哲学大会以来，连续六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中心议题都是围绕20世纪人的问题展开的。这是否也在说明20世纪哲学有一种从本质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倾向呢？20世纪以来对具体主体性的弘扬，提出人与自然的新和谐观，以及重视精神文化因素等，这都是围绕着现代人的现实问题展开的，都是为了重新确认人的发展方向，重塑人与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新关系。总之，20世纪哲学已从19世纪建立体系的狂热中解脱了出来，把注意力聚焦于人的现实状况和发展问题上来了。与此相比，中国哲学取向存在的问题就显露出来了。中国哲学研究还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建构体系上，特别是人人都要搞自己的体系，这就难免给人以滞留于19世纪哲学意识水平之嫌。

看来您是不同意再把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构造体系上，而是主张重点要研究现实人的现实问题和未来发展。

是的。我认为中国哲学应该对威胁着20世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提出我们的认识，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作出我们的分析。说得明确一些，就是中国哲学的体系热应降一降温，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应升一升温。

您从20世纪哲学反思理性、淡化体系、关注现实人的问题的角度谈了对我国哲学发展的看法，不乏启发人之处。但您不能否认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也都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而且也正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体系，才占据了一定的地位，留下了自己的影响。从这一点看，如果一概反对建立体系是否有些走极端呢？(www.xing528.com)

我之所以提出中国体系热应降温，这是针对中国哲学界重理论构造，而忽视研究问题的倾向而发的。也就是说我并不一概否定哲学家要有自己的体系，我只是想强调建设体系要具有前提。

您所谈的“前提”是什么？

20世纪著名哲学家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过程，可以启发我们认识建立理论体系的前提。20世纪著名哲学家的建树，首先是他们或是对社会生活或是对科学活动或是对自然世界有了独特的发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概念，然后才把这些概念衍进成理论系统。萨特有“存在”，弗洛伊德有“无意识”，贝塔朗菲提出了“系统”，波普提出了“世界3”，库恩凝聚出“范式”，夏皮尔凝聚出“信息域”，柯勒探究了“格式塔”，荣格探究了“集体无意识”。可见研究真实的问题，作出独特发现，形成核心概念，这是独创体系的前提。如果我们的哲学家没有自己的独特发现，没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即使勉强建构体系，那也只能是对旧有内容的不同解释、不同表达而已。哲学是时代的产儿，有个性、有个人的发现、有个人的概念，自然就有了自己的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体系不是建构的，而是成熟的。

您以上谈了取向于20世纪哲学意识，实现中国哲学研究的转移。那么取向于20世纪哲学意识对于发展中国哲学还有什么意义呢？

20世纪哲学意识不仅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了现实人的现实问题和现实发展上，而且实现了哲学立场的转变。20世纪哲学意识克服了纯粹客观论立场，把人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自觉地站到人的立场来研究问题。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立场，也许会使我们的哲学理论有新的突破。

从人的立场来看哲学基本问题，我认为现时代的哲学基本问题就不是“精神统一于自然”或“认识内容统一于客观存在”一类的“世界是什么”或“思维与存在是否有同一性”的问题，而是人的活动与世界的协调问题，是人怎样在活动中实现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统一的问题。

从人的立场来看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我认为我们的哲学也不能再停滞在人的精神统一于物质这种认识水平上了，而应该讲人与自然的双向统一。用先有地球后有生物再有人的时间发生学方式论证物质的先在性，不过是重复中学生都知道的科学常识。我们哲学的重心应研究人在现实活动中怎样才能既服从自然必然性又超越自然对人的自在制约，研究怎样才能实现人的活动既统一于自然必然性又使自然必然性统一于人的内在合理要求。

从人的立场来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我们就能看到自然界自身无所谓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无所谓辩证否定与非辩证否定的区别。它们都是发生在人的认识领域和人的活动领域的。哲学的重点应该研究人在认识、实践活动中是怎样陷入形而上学的，即从认识规律、实践活动规律的角度来研究辩证法。而以往我们的辩证法研究重点是放在说明世界的永恒运动发展上，放在帮助人们树立世界运动发展的信念上，结果只能是口头上辩证法响亮，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形而上学猖獗。

脱离人的立场，人们甚至都难以使用“发展”概念。就自然界自身说，一切都是运动变化着的，我们很难说它的变化是发展还是退化。“发展”概念本身蕴含着“好”的价值评价成分。“发展”是从人的立场对事物变化所作出的评价。人们通常说从简单到复杂、从无机到有机、从无序到有序是“客观发展”，实质上这种说法也隐含着人的立场。就纯粹自然看，究竟是简单好还是复杂好，是无机好还是有机好，是无序好还是有序好，这很难说清楚。就纯粹自然看，若说地球形成是发展，难道地球毁灭那一天就不是发展了？复杂对人显出了多种价值，有机产生了人，有序创造了人的生活条件，所以人才说是发展。所以，我们的辩证法研究似乎不必把精力放在致力于论证自然世界的发展上，而应放在人应该怎样合理地作用于自然上，以尽量防止由于人类作用于自然而出现异化结果。

从人的立场看实践，就不能只从实践是认识和改造客体的手段角度来研究，而更应从对主体的价值角度来研究。研究实践过程与实践结果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研究实践过程、实践结果的异化和克服，研究怎样才能使人在合理的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潜力，进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从人的立场来研究“规律”“认识”“真理”也会引起一系列理论内容的变化。这些待有机会再谈吧。

我提出取向于20世纪哲学要从人的立场出发、注重研究人的现实问题，这是我的一点体会。至于20世纪哲学意识的内容是不是如我所概括的，我没有把握。我谈这些，只是希望能引起大家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的哲学发展。

（原载《哲学动态》1989年第2期）

学者近况

孟宪忠（1953.3— ），先后获得吉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学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教育部首批跨世纪经济学人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哲学社会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战略管理研究所所长。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广泛，在哲学领域率先开展哲学变革研究、社会发展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哲学变革、社会发展的观点。先后出版《实践辩证法导论》《思考世界的十个头脑》《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绝处逢生—危机下的战略选择》《中国企业缺少什么》《20世纪企业家现象观察》《20世纪文学轨迹》《20世纪文学大师的追求》等著作。发表论文1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