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发展的生长点：王东与他们的思与想

学者简介

王东，1948年生于北京。曾在北大荒劳动整整10年。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旋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年在北京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任研究人员。1987年被聘为副教授。主要著作有：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改革之路的哲学沉思》、《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现代历史哲学构想》、《探索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对〈哲学笔记〉的沉思》（即将出版）、《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对列宁“遗嘱”的沉思》（即将出版）。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获得北京大学连续两届科研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的发展，都以对某些问题的研究作为生长点，近年来您多次讲到这一问题，能否再简要谈谈？

哲学发展的生长点，应当到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与社会需要的交叉点上去寻找，我认为，以下十个重大问题，也许可以算作当前最有意义的哲学课题： （1）当代科技革命中的科学认识和社会后果问题； （2）通过改革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3）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问题； （4）人的劳动实践活动； （5）主体活动的多方面综合研究（实践活动、反映活动、选择活动、交往活动、解释活动、情感活动、意志活动、评价活动、审美活动）； （6）重新探索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 （7）主客观的三大中介系统—工具操作系统、语言符号系统、社会关系系统； （8）文化与价值问题； （9）按照人在劳动实践活动中的自我创造过程、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现实的人的发展过程三者统一原则，建构当代历史哲学（现代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10）按照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原则，建构唯物辩证法的“大逻辑”。上述问题可以分为三类：头两个是最为迫切的时代课题，中间六个是以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为轴心展开的，最后两个返回到哲学科学的自身建构。当然还有许多有趣的问题可能成为生长点。

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在波澜起伏的社会思潮中，您取什么态势呢？

我们选择的态势，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个基本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思想出发点，把汲取人类最新科学成果作为上升点，把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形态作为归宿点。

看来您的理论兴趣相当广泛，研究领域相当广阔，您是怎样确定自己的研究主题的呢？

近十年来，我的研究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沉思”，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走过的历史道路和在当代面临的尖锐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主导趋势作出哲学反思。我的几十篇论文几乎都是围绕这个思想焦点展开的，主要研究成果凝结为系列性的五本书，也可以叫“沉思”五部曲吧！

您的第一本书出版后反响还不小，您是怎样选择这个研究的突破口的？

我的第一本书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改革之路的哲学沉思》（与张翼星、孙承叔合著，北大出版社出版），中心问题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该书首先力图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对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革之路上遇到的一系列新问题做一番清点工作，并试图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为改革提供新的认识论、方法论方面作些有益探索。该书出版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华文摘》等六家全国性的报刊都为之发表或转载了书评，还获得了北大第二届科研成果奖的著作一等奖。而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使我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研究应当力求富于历史感和时代感。

听说您最近又出了一本新著，是上海学林出版社“青年学者丛书”中的一本，能否谈谈该书的思想主旨？

这是“沉思”的第二部，即《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现代历史哲学构想》，是与我的挚友、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孙承叔合写的。该书的主旨是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国情，提供某种新的认识工具。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想制高点在哪里？前人主要有两种看法：在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历来认为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最成熟、最经典的表述；而西方马克思学和“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真正高峰。我在这本书中则提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思想制高点和发达机体，既不在早期手稿中，也不在中期序言中，而是蕴含在凝结了马克思毕生心血的《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只讲了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这一个方面，而《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则补充和拓展了两个新的方面—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的自我创造过程和现实的人的发展过程，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对马克思历史观制高点的重新审视，使该书提供了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思想实质、总体框架、丰富内容的全新理解，并从历史哲学的更深层次来探讨改革之路的理论根据。该书尝试着探索了一系列历史哲学的新问题：社会有机体问题，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哲学内涵和哲学意义问题，历史活动中的主客体和主体性问题，社会心理和精神生产问题，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和人自身再生产的关系问题，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问题等。同时，该书还试图填补《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两个重大空白：一是前人研究集中在《资本论》的逻辑、辩证法、认识论方面，系统研究《资本论》历史观的学术专著似乎还没有见到；二是前人目光多集中于《资本论》四卷本，很少去开拓《资本论》三大手稿这块处女地，其实这是尚待开掘的巨大思想矿山。(www.xing528.com)

作为您的博士论文，您的第三本书的主题是什么？

这本书题为《探索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对〈哲学笔记〉的沉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该书的中心是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为探索和开拓唯物辩证法的“大逻辑”和现代科学认识论提供一块铺路石。这里提出的新观点是：列宁自己命名的八个“哲学笔记本”，具有不同于苏联编者后来编辑的《哲学笔记》的特殊意义；它不是各个不同时期、为各种不同目的写成的零散札记的汇总，而是列宁打算写出辩证法专著的一整套准备材料；其中包含着六个系统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的总结性纲要，蕴含着构建唯物辩证法的八条基本原则，以此为骨骼构成了探索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这个总体构想是列宁改造黑格尔哲学的最高成果，是完成马克思哲学夙愿、把唯物辩证法系统化的第三次伟大尝试，是列宁哲学思想中最成熟的思想果实和在当代最有活力的生长点，也是探索现代科学认识论的坚实基点。我国著名学者黄楠森、高清海教授分别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这一创造性探索无疑将使我们对《哲学笔记》的理解和研究前进一步，这是一次有意义的突破”，“这篇博士论文是具有创造性的，它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把对《哲学笔记》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在苏联最有影响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上，苏联哲学博士布洛夫撰文说：“黄楠森及其同事王东等人，通过实际努力，在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中，创立了一个探讨列宁辩证法思想的完整学派。”

听说您近年来的另一个思想兴奋点是重新研究列宁后期思想，尤其是被称作“列宁政治遗嘱”的最后著作，不知进展如何？

该书已经完成，题为《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对列宁“遗嘱”的沉思》，并且已经列入“北大青年学者丛书”，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中心是重新认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铁板一块和直线发展的，它包含着内在矛盾，经历了曲折道路，以1921年走上新经济政策道路为转折点，在对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解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战时共产主义不仅是为战争所迫的应急措施，而且是在具有空想因素的指导思想下形成的集权体制的最初雏形。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变，是社会主义历史上以打破国家垄断制、发展商品经济为主旨的第一次经济改革；列宁的最后著作还提出了推进民主化、反对官僚化的政治制度改革设想和以革除农奴制旧文化、建设新型文明为目标的文化革命计划。这一切的总和就构成了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列宁构想。它扬弃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列宁原先社会主义设想中的某些空想因素，并同后来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有本质区别，是当今时代改革之路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源头。该书不只是为改革寻根，还提出了一些探寻改革之路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该书和前两本书一样，都带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特点，是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综合研究，也是对历史、理论、现状的综合研究。力求在多学科的边缘地带和交叉部位上寻求生长点，取得突破，这也是我在治学方法上的一种追求。

您刚才讲过要写“沉思”五部曲，上面只谈到了四部，那么第五部的主题是什么呢？

第五本书是我和孙承叔正在一起搞的《主体论—人的问题的当代沉思》。人的问题称得上是当代全球性的哲学问题，更是我们改革之路上的迫切问题。现代科学认识有两大航程：一个是向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进军，离人越来越远；另一个是向人自身回归，重新探索人的奥秘。这就带来了现代科学认识的二重化趋势：在自在世界的科学图景中，人类中心论越来越受到贬斥；在属人世界的科学图景中，愈来愈需要确立人的中心地位。我们多年形成的僵化模式有两大弊端：一是阻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束缚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压抑了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趋势，严重阻碍了主体生产力的开发。后者比前者更根本、更要害，可惜远没有被真正认清。我认为，商品经济、民主政治、主体意识，这是推动我们改革前进的三个主动轮。尽管在理论上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人学，不赞成提“哲学主体化”的口号，但是我赞成增强哲学的主体性，大力加强人的问题研究。在我看来，在哲学中，不仅需要一般地增强哲学的主体性，而且需要创立一种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形态的主体论；在科学发展中，需要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的最新成果，创立一门新型的人学，成为诸多科学群的真正中心。我们正在写作的这本书，只是朝这方向迈进的最初一步。我们将努力吸取前几年人的问题争论中的一切有益成果，同时不拘泥于前人的既成思路，而是努力作出新的探索，力求为解决上述哲学争论走出一条新路。

方法是科学的灵魂，对于哲学来说尤其如此，请问您有什么治学之道吗？

在上述研究过程中，我力求做到有一以贯之的科学方法，如果说算什么治学之道的话，可以简要归结为两句话：攻占制高点，探寻生长点。所谓“攻占制高点”，就是要努力探寻和攀登前人已经达到的思想高峰，作为自己进行理论创造的思想出发点。理论功底的深浅，发展前景的大小，关键要看如何选择和把握思想制高点。在历史哲学方面，我选择的制高点是蕴含在《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中的历史观；在辩证法、认识论方面，我选择的制高点是列宁自己命名的八个“哲学笔记本”；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我选择的制高点是列宁新经济改革时期的最后著作。我头十年的研究，功夫主要花在占领这些制高点上。我力求形成自己不同于前人的独特理解，努力寻求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思想境界，并造成一种触类旁通、横向延伸的势能优势。所谓“探寻生长点”，就是要努力寻找对哲学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的突破口，提出富有生命力的新问题，创造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让哲学之树长出新枝新叶。在这里，理想目标是创造出富于个性特征的思想风格和观点体系。我治学之路上的第二个十年，打算把重心移到探索生长点上，具体到哪些点上，还在摸索之中。在我看来，这是治学之路上必须经历的两个阶段、两种境界，前者为后者打基础，后者才是更高目标。就此而言，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我衷心感谢许多良师益友的热情扶持，真诚希望和中青年朋友一起去迎接哲学的春天。

（原载《哲学动态》1988年第11期）

学者近况

王东（1948— ），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从1982年起在北京大学师从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楠森教授，1985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1989年5月被破格评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全国重点学科）教研室主任。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列宁思想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今中外哲学，综合创新论，马克思主义现代形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与哲学基础论，经济、政治、文化系统改革论，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中西文明比较论。主要成果凝聚为“创新学十部曲”“中国学十部曲”，近年来出版“哲学创新北大六书”（《系统改革论》《哲学创新论》《新时代新哲学》《文化创新论》《教育创新论》《哲学创新的北大学派》）等。发表论文200余篇。曾获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吴玉章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