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
俞吾金,1948年生,浙江萧山人。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6年起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时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工作。已出版的哲学著作有《思考与超越》《问题域外的问题》。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您怎么看待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哲学研究正处在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西方的许多新的哲学思潮和见解被介绍进来了;另一方面,一些陈旧的、不适合当今生活的哲学观念仍然牢牢地规约着人们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新旧观念只是和平共处,并未发生真正的冲突和碰撞。整个形势看起来很繁荣,其实并不令人感到乐观。
您认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研究哲学的人都喜欢使用reflection(反思)这个概念,但实际上,人们对哲学的反思大多停留在一些具体的、低层次的问题上,很少去反思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我认为,哲学思维如果不触及这个最高的问题,在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中是不可能有重大突破的,要想建构新的哲学体系也是不可能的。
您所说的哲学的元问题和哲学基本问题是什么关系呢?
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误解,当然,要解释清楚还是可能的。人们通常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哲学的最高问题,这样一来,一方面,把“什么是哲学”的元问题给取消掉了;另一方面,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唯一化、绝对化了。比较起来,“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才是哲学的最高问题。只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之后,才能确定相应的哲学基本问题。哲学的元问题的提问方式是唯一的,即永远以“什么是哲学”的方式提问,但对该问题的答复是多种多样的;与这种答复的多样性相适应的,则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多样性。所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绝不是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只是某一种哲学的基本问题。这种哲学就是在西方思想史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知识论哲学。这种哲学肇始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辉煌的顶点。这种哲学主张,哲学是研究存在的本质的,而存在的本质只有思维才能把握,因而必然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它的基本问题。但如果对哲学的元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那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哲学基本问题。
您能举一些例子吗?
当然可以。比如,当代的分析哲学家把哲学理解为语言、逻辑上的分析活动,对于这种特定的哲学来说,其基本问题很可能是语言的性质和句子的句法结构的问题;又如,有的哲学家认为,哲学的根本使命是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对于这种特定的哲学来说,其基本问题很可能是人性善恶的问题。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唯一的哲学基本问题,而只是诸多哲学基本问题中的一种。
您认为我们的许多讨论都是在认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唯一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我们实际上已先入为主地替自己选择了一种知识论哲学的哲学观,即认为哲学是研究存在的本质的。我们之所以在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上没有重大的创获,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对哲学的元问题没有作出新的回答。那么,按您的看法,我们应该确立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哲学观呢?
这个问题必须由思想史本身来加以解答。从西方思想史来看,知识论哲学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黑格尔逝世之后,这种哲学也随之陨落了。西方随后出现了三股大的哲学思潮,这些思潮通过不同的寻根的方式,对哲学的元问题作出了新的理解和解释,从而确立了不同的哲学观,对当代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您说的是哪三股大的哲学思潮呢?
第一股思潮是由法国哲学家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师承了康德哲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主张只研究现象范围内的知识,发展到马赫那里,得出了一些比贝克莱更为彻底的结论。在马赫看来,一切东西(包括自我在内)都可以分解为感觉要素。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引入符号逻辑的成果来研究哲学,从而确立了一种把哲学理解为语言、逻辑上的分析批判活动的新的哲学观。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强调,许多形而上学的假问题都是由于误解语言的性质而引起的。
这种哲学观的楔入,直接改变了实证主义发展的方向,使它不再像马赫那样,潜入主观感觉中去寻求哲学之根,而是转向对知识的客观形式—语言和逻辑的研究,试图在这一研究中揭示出哲学的真正的根基。逻辑实证主义便代表了这一新的转向。
当然,关心语言和逻辑问题的,并不只是分析哲学家和一些实证主义者。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也十分重视对逻辑问题的研究,海德格尔对哲学释义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股大的思潮呢?
那就是由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开创的人本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发展在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那里表现得最为典型。这一思潮与费尔巴哈创立的人本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后者从理性与情感和谐一致的角度去理解人性;前者则力图撇开冷静的理智,主要从情感、意志、欲望的角度去理解人性,去寻求哲学之根。如果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从人的诸多欲望中抉出性欲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则以悲观主义的目光来看待人的生存问题,因而特别注意烦、畏、死、苦、罪过等现象。总的说来,这一思潮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答了哲学的元问题,从而远远地超越了知识哲学。
您说的第三股大的思潮是什么呢?
那就是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以更彻底的方式超越了传统的知识论哲学。这尤其表现在马克思的下述论述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使命是改变世界,因而它与静观的旧唯物主义哲学也不同,它是一种实践哲学,亦即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形成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共同体,即共产主义社会。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宗旨,即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性复归的论断来看,实践唯物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人道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究竟是什么呢?(www.xing528.com)
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人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早在青年时期关于职业选择的短文中,马克思已表明了自己献身于全人类的远大志向。马克思一生贫困潦倒,历尽磨难,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要从理论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必须借助于本体论的眼光。但这里说的本体论既不是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也不是旧唯心主义的精神本体论。这里说的是马克思哲学的独特的本体论,即社会存在本体论。
在这方面,卢卡奇的卓越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他在晚年写就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社会存在本体论。遗憾的是,在他的著作中,社会存在是一个含义比较模糊的概念,既包括社会物质生活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内容。尽管如此,卢卡奇在分析社会存在的诸多形式时,却紧紧地抓住了它的基本形式—劳动。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也就是劳动本体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见解尤其体现在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的深刻分析中。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其他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的地方。
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归结为一种独特的人道主义,这是有新意的。问题在于,对马克思的思想作如是解,能否引导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克服对马克思的学说所产生的“信念危机”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极了。实际上,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重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教科书照搬苏联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条根给埋没了。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无根的浮萍,“信念危机”正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
您能谈得具体一点吗?
根据我的看法,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为无根的浮萍,大致上有以下四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单纯的方法论。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方法的职能,但如果把它仅仅归结为方法论,归结为理智上的机巧和权变,或革命斗争中的策略和计谋,那它的本体论之根就被埋没了。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单纯的方法论的见解最早见诸恩格斯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合作研究过不少问题,但他们也有分工,恩格斯曾比较深入地钻研过各门自然科学,写下了《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这方面的钻研实际上已影响到恩格斯的哲学观。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写道,“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在这里,哲学已被归结为单纯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规律。显然,如果用这样的目光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的独特的人道主义内涵必然遭到忽视。长期以来,苏联哲学界和中国哲学界之所以特别热衷于逻辑、辩证法、认识论三者一致性问题的讨论,而把人的问题弃置一旁,正是受上述见解影响的结果。近年来,苏联和中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复兴表明,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单纯的方法论,否则,我们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二种途径呢?
第二种途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单纯的认识论。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认识的职能,但如果把它仅仅归结为认识论,同样会失去本体论上的根。认识论主要探讨认识的起源和本质问题,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其根本使命是改造现存世界。当然,创造世界也蕴含着一个认识世界的问题,但不能仅仅归结为认识世界的问题。否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之间的差异给抹平了。我们的哲学教科书通常把实践概念放在认识论范围内,从而疏略了实践概念的本体论含义,沿着这样的思路下去,当然很难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早就告诉我们,人们只有首先解决吃、穿、住的问题,然后才能去从事精神活动(包括认识活动)。人并不是以头立地,而是以脚立地的,因而首要的是本体论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其次才是认识论问题。撇开唯物史观,撇开社会存在本体论来讨论认识论,认识论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成了轻飘飘的东西。
第三种途径又是什么呢?
第三种途径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较多注意的是它与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忽略了中断性和差异性。这样一来,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退回到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上去了。这尤其表现在从苏联传入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元化体系中。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是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则成了派生的、从属的部分,这恰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划时代的贡献给抹杀了。辩证唯物主义虽然把辩证法引入唯物主义学说中,但它并未改变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的基本立场。从物质本体论的旧前提出发,必然会清洗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内容。
马克思本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早就告诉我们:“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只要我们把旧唯物主义的直观的物质本体论转过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必然会蔽而不明。
您说的第四种途径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科学主义的思潮侵入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之中。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成果简单地搬用到社会生活领域中。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自然规律可以撇开人的因素而起作用,但社会生活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发展的法则正体现在人自己的活动中。人类史与自然史是判然不同的,把后者的研究方法引入前者之中,必然会排除历史过程,否认人的主体性及其创造作用。从历史上看,17、18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受到机械力学的影响而牺牲了自己的人文主义的情感。所以,马克思在谈到霍布斯时说:“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把巴歇拉尔研究自然科学史的方法简单地引入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中,竟然把历史理解为无主体的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强调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只能用抽象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还写道:“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所以,只有遏制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一种独特的人道主义精神才不致被埋没。
您的见解是颇有新意的。看来,您是认为哲学研究若要取得长足的进步,亟须重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正是这样。但须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要固守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结论。随着生活和时代的发展,马克思学说中的某些结论是会过时的。需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真正本质的、基础性的东西。我们所谓的“寻根”,正是为了重新发现马克思,从而重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念。在经历了一连串历史和理论的劫难之后,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
(原载《哲学动态》1988年第10期)
学者近况
俞吾金(1948.6—2014.10),中共党员。生前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19项。主编、协同主编或选编著作15种,独著及作为第一作者或译者的著作25种;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科研成果(包括教学成果)获省部级以上一等奖11项、二等奖7项,其他重要奖励5项。此外,在教书育人方面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6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