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康：哲学的改革与发展

学者简介

欧阳康，1953年生，四川资阳人。1978至1984年在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先后获哲学学士、哲学硕士学位。1988年元月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时任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副教授。参与《认识发生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等书编写，著有《社会认识论导论》（待出）。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译文50多篇。

今年是中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十周年。对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现状和未来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十年来，我国哲学研究所走过的似乎是一条由实践标准探讨到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建构的发展道路。当年关于实践标准的探讨，不仅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自身设置了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和参照系统。自此以后，哲学工作者能够逐步自觉地以真正哲学的方式反思哲学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按照当代社会实践的逻辑来发展自身的新阶段。

您的意思是说，实践不仅是检验其他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的标准，也是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标准？

对，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科学之处和根本之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实践标准指向自身，即以当代社会实践的特性来规定自身的性质、对象、任务、体系结构和社会功能，并以此来检验自身的真理性和进化发展。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是当代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哲学表现，它的体系结构不过是当代社会实践结构的哲学抽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永恒的、无限的、万能的，而是人类哲学思维发展中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代哲学发展中的一种具体的历史形式。

这里似乎体现着一种非常革命的哲学观，而这种哲学观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包罗万象”“终极真理”的哲学观无疑是根本对立的。

正是如此。哲学观的变革是目前哲学面临大突破、大发展的先导和前奏曲。

可是社会上普遍认为“哲学贫困”，不少哲学工作者也感到自己受了冷落，为哲学的前景担忧，这又怎么解释呢？

说“哲学贫困”，这不符合近年来哲学研究中视角不断更新、领域不断拓展、论题不断升华、新成果不断涌现的实际情况。当然，仅从现象上看，当前哲学研究也确实不像一些具体学科那样，在目前的社会改革中直接发挥作用。但在我看来，这里面蕴含着哲学研究与政治、政策的分离，这正是哲学学科本性的恢复，也是哲学大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

请进一步说明您的这种看法。

在中国，过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太密切，哲学问题与政治问题搅在一起。哲学要么为政治代言、作证，要么为政治所包容、左右。而当政治上、政策上出问题后，哲学又受政治动乱、变迁之累。于是哲学干了许多自己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完成的“分外事”，却没能搞好自身的建设和发展问题。这种情况反映了哲学与政治研究之间分化程度太低。这曾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您的分析很有道理。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哲学研究主要成了一种学术活动而不是政治行为；哲学争论主要被看成是一种学术探讨而不是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哲学工作者不一定必须成为政治家，而是要成为真正的思想家、理论家。这样哲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真正科学地发展才是可能的。

哲学与政治相对分离后，哲学不能再借政治权威、行政命令和官方指示来发挥自己的功能，而只能依靠自己的科学内容、理论魅力和逻辑力量来“征服世界”，如果它不具备这些，则势必为人民大众所抛弃。因此，哲学必须迅速地发展自身，在相对独立的研究条件和实现过程中走出一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

不过，哲学的相对独立化是否意味着它离开社会实践越来越远呢？

不是。哲学研究的分化、发展和相对独立化，不是意味着它将不断地丧失对象和地盘，而是实现着一种哲学思维在层次上的跃迁和方式上的升华，意味着以更加成熟的和真正哲学的方式掌握对象。

“真正哲学的方式”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曾经说过，对真理的探讨应当是符合真理的，符合真理的探讨本身就是扩展了的真理。对哲学的探讨也应当如此。作为一种高度自觉的意识思维活动，哲学是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一种总体性的观念掌握方式。所谓以哲学方式掌握对象，就是要借助于高度凝炼和概括的哲学范畴与形式系统，在高度抽象和思辨的层次上，以哲学命题的方式把握对象总体。相应的，哲学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从非哲学的世界中抽象出哲学问题，并以哲学层次上的概念、范畴体系和形式系统来加以处理和表达，形成哲学理论体系，然后使之通过若干中间环节和渠道而回到非哲学的人类活动和对象世界中去的过程。

记得您曾发表过一些文章，呼吁探讨哲学研究方法，强调根据哲学对象和哲学掌握对象方式的特点来开展哲学研究，是否就是此意思？

可以这么说。近年来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越来越多地运用哲学方法来对一些非哲学的问题和对象进行“哲学思考”，这是可喜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思考必须是以真正哲学的方式来进行的。如果对哲学自身的改革和发展问题的反思缺乏一种真正哲学的方式和态度，则更会妨碍哲学研究的深化。(https://www.xing528.com)

您认为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怎样实现它的突破性发展呢？

我曾提出过，如果说哲学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是哲学改革的突破口的话，则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便是哲学理论大发展的生长点。哲学在当前所面临并将获得发展的可能是从个别概念、范畴到基本命题、观点以至总体内容和体系结构的全面突破，是形态学意义上的变化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本性的真正恢复和强化。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本性，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您怎么看？

从性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是历史的、辩证的，从功能上看则是实践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辩证性根源于它的实践性、批判性。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对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论解释，尤其强调对世界进行实践改造。因此，它的任务在于以真正哲学的方式指导人们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并自觉地从事对未来理想世界的观念建构和实际建构。正是这种社会功能，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对象、内容、体系和形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一体化思考的要求。因此，去年以来，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引起了哲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恐怕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一种重要潮流和趋向。

十年前哲学界对实践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真理标准探讨中引申出来的。后来关于实践内在要素、结构尤其是实践目的问题的争论，深化了对实践本身的认识。近来在主体和客体及相互关系等问题上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使得实践问题研究进入了活化和动态的水平。现在从实践唯物主义角度来全面反思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新形态，又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这个过程，确实如您前面所说，是一个从实践标准探讨到开始建构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过程。

是的，这种探讨还刚开头，距离真正建构和完善科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全新哲学体系还相差甚远，还有一个漫长、艰巨的探索过程，需要人们从各个方面努力。这里尤其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大思路。在这方面，我的导师夏甄陶教授构想过一个全新哲学体系的建构方案。这个方案的基本思路，是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和方法论原则，以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时代特点为基本对象，以当代社会实践为现实基础，以人作为主体而对人属世界的自觉能动掌握与对属人世界的自觉能动创造为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把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方法论的研究内在地统一起来，在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的统一中建构结构严整、内容充实、富于时代感的新体系。我十分赞同夏老师的这种思路，并与他一道撰文，阐述了统摄并贯穿在这个体系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实践性原则、客观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等。

从总体上建构实践唯物主义体系，这是否排斥了对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分支学科的独立研究呢？

不是。哲学思维应当是最高层次和水平的理性自由，它要求充分自由地思考和研究，而无任何禁锢和限制。对哲学改革和发展的探讨更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多方面、多层次、多向度的，它包含了对旧有范畴、命题的重新解释和对传统分支学科的重新建构。这也是一种创造和发展。当然，从方法论上看，这些分支学科的探讨应有新的视角和方法，并且内在地结合起来。

听说您的博士论文《社会认识论导论》就是力图将认识论的研究和历史观的研究结合起来。您能简单谈谈吗？

“社会认识论”这个选题，产生于几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当代社会实践所提出的世界性、时代性哲学课题之间交汇点的搜索和分析。对当前人类在生态、环境、资源、耕地、人口、粮食等方面所面临的大量严峻而又紧迫的自然—社会问题到底怎么看，需要有哲学的眼界和哲学的方法。我同意汤因比等人的看法，从根本上说，这是人类生存的世界中达到的一种“人与自然的力关系逆转”。人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聚起来的近乎无限的建设能力，由于其不合理使用而在转化为近乎无限的破坏能力，破坏着自然界的自我平衡和再生产能力，损害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关系，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并相应地带来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全球性社会—心态问题。人类目前处处感受到了以“天灾”方式表现出来的“人灾”；与人类活动中不断强化着的主体性效应相对应，反主体性效应也在相应增强。这就表明，人类在自然—社会中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而是随时面临着挑战，有沦丧的危险，需要不断重新确立和巩固。而目前我们则到了这样一个关口：要么在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人化的自然—社会世界之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和发挥功能，要么为世界历史所淘汰。很明显，这既是一个紧迫的人类实践问题，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

这种见解非常深刻。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说，应该从何着手呢？

人类在现实中所面临的一切，都是由自己在历史上的活动造成的，是其产物和结果。而历史上的活动又是在一定理论、观念和意识的支配下展开的。因此，如果说认识上的正确是实践活动有效性的前提，则认识上的失误是行动中失当的重要原因。相应的，要达到行为的真正合理化，必须首先争取认识的科学化。这样，重新认识人类社会本身，尤其是反思人类意识和自我意识，便成为当代哲学所应该研究的主要课题。它是实践唯物主义问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

您是不是说，人类意识和自我意识问题，既是一种认识现象，又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这就提出了把认识论与社会历史观的研究结合起来的任务？

是的。社会认识论的研究，一是要从人类认识和自我意识的统一及其发展与实现中考察社会运动和历史进化，在“自然历史过程”、“能动创造过程”和“自我意识过程”这三者的统一中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存在、运动及历史发展，使社会历史观的研究有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高度；二是在社会历史运动的宏观背景中考察人类认识与自我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尤其是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和社会总体的自我认识之间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内在机制，揭示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之谜，使认识论的研究向着“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和社会总体的自我认识何以成为可能和怎样达到科学”这个更深的层次拓展。

这是一种开拓性的探索，搞得好，也许能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兴分支学科。

这也是我们的愿望。但探索还刚起步，有待大家共同努力。在《社会认识论导论》中，我们初步构想了一个社会认识论的研究体系，并就其中若干基本问题在目前力所能及的范围和水平上作了一些探讨。我们希望与一些关注本课题的同志加强联系。贵刊在引导国内哲学研究和哲学思潮方面有重要地位。我们也希望通过贵刊在这方面进行更多交流。谢谢！

（原载《哲学动态》1988年第9期）

学者近况

欧阳康（1953.6—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主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哲学学院院长、人文学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等。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治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湖北省地方治理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哲学家协会常务理事，亚太学生事务协会主席，中共湖北省委决策支持顾问，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湖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协委员等。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致力于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国内首创社会认识论并将其建设成为新兴分支学科，培养该研究方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百余人。主要著作有： 《社会认识论导论》《哲学研究方法论》《欧阳康自选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0余篇。获国家、教育部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0余次，主持国家、省部级和国际合作科研项目10余项，出国出境从事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数十次。1999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主讲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哲学导论”、国家级精品课“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