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他们的思与想

学者简介

景天魁，1943年生，山东蓬莱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博士学位。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 《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1981）、《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与王锐生合著，1984）、《社会认识方法论》（待出）等。

听说您在将要出版的新作《社会认识方法论》中，认为哲学即将实现大发展、大突破。但现在也有另一种说法，就是“哲学贫困”“哲学困惑”。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不赞成用“哲学贫困”“哲学困惑”来概括目前中国哲学界的现状。哲学研究领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不宜用抽象的、不确切的概括代替具体分析。所谓“贫困”，可能是搬用了马克思过去的一种提法，但用于今天并不适合；至于说到“困惑”，可以有消极的理解，也可以有积极的理解。哲学既然是一门刨根究底的学问，没有点困惑，不有所怀疑，怎么会去刨根究底？如果用“困惑”一词的消极含义，说哲学是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这就不恰当了。

单从我所熟悉的领域来看，这几年出现了可喜的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例如，关于实践主体、认识主体、历史主体，以及主客体关系的研究，关于价值论的开拓性研究，关于人的问题的多角度研究，关于宏观认识论、微观认识论（这些提法是否恰当可以讨论）以及认识的发生机制、心理机制、思维机制的研究，吸收自然科学以及符号学、解释学等成果为丰富认识论、方法论所作的种种努力，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过程的研究，以及关于社会改革的哲学研究，等等，充分表明，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其他研究领域，我了解不多，好像情况也大致如此。显然，这表明不是“哲学贫困”，而是哲学的发展。

您所说的恐怕只是哲学现状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年，公认的权威性著作出得不多，不少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在中国还没有出现有独立影响的学派，总之，探索性的东西多，重大的建树还很少，似乎哲学的社会地位在下降，对此表示担忧是否也有道理呢？

担忧是可以的，悲观却没有必要。我认为哲学的最适宜的发展条件，就是有创造性探索的浓厚气氛。过去搞过全党学哲学、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看起来哲学很受重视，地位很高，实际上大家捧着一本权威性的书，只能背诵，不能质疑，哪里谈得上哲学的发展！我认为，有创造性探索的气氛，解决你说的那些问题就有希望。事实上，这几年各个哲学专业都出了一些高水平的著作，仅在认识论方面，最近一年多就有夏甄陶教授的《认识论引论》、高清海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下册）等相继出版，都是很有分量的，其刻意求新的精神，尤堪嘉许。我看，当前需要担忧的主要不是哲学界本身，而是某些关于哲学的过时的态度要改变。

的确，过去片面强调哲学的指导作用，似乎只要有某种哲学观点，一切实际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种观点说过了头，就走向反面：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发展没有多大用处，而当务之急是把科技搞上去，把经济搞上去，对哲学自然有所冷落。那么，您认为哲学大发展的客观依据是什么？

恰恰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实践的发展，在呼唤哲学的发展，要求发挥哲学的综合职能。

从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来看，近代自然科学是在以分析性为主的思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是把世界划分为越来越细小的部分，从而形成众多的学科，每个学科不仅有专门对象、专门方法，还形成了自己的特殊语言。但是，目前自然科学已由分化为主转变为以整合化为主导趋势了，科学家们意识到，许多新学科的发展是在多学科交叉、综合的基础上实现的。用普利高津的说法就是：“我们的时代是以多种概念和方法的相互冲击与汇合为特征的时代，这些概念和方法在经历了过去完全隔离的道路以后突然间彼此遭遇在一起，产生了蔚为壮观的进展。”但是，各学科的专家凑在一起，不仅思路不同，概念语言也不同。不用说一个学科的人听不懂另一个学科的概念术语，就是同一学科的人，例如数学吧，据说现在没有一位数学家能看懂所有的数学专业的文献。怎么办呢？早就有人（以卡尔纳普为代表）提出以物理语言统一科学语言，建立“大物理学”，还有人提出以生物学作为科学统一的基础，建立“大生物学”，但都不能成功。问题是，要统一科学语言，关键要有新的综合性思维基础，这就有求于哲学了。现在有些大科学家对哲学并不抱冷漠态度，甚至有些人对中国古代的整体直观的哲学思维很感兴趣。这不只是个人兴趣问题，而是反映了一种客观要求。哲学可以为具体科学的相互沟通提供概念工具，哲学思维方法可以成为具体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哲学世界观对于具体科学研究具有定向职能。

记得您曾为《哲学研究》写过一篇述评，其中谈到了必须考虑社会系统的整体效应。您是否认为现代社会实践同样要求发展综合性的哲学思维？

是的。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只抓一两项经济措施，或者只注重经济，不同时注意到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心理的诸多方面的相互作用，就难以收到理想的社会效果。如果说，对自然客体加以割裂，其要素的性质基本保持不变（也不尽然），即使这样，分析性思维仍然暴露了明显的局限性，那么，对待社会系统，就更需要从整体观点出发，讲究综合性思维。

从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看，我们面临着实现新的哲学综合的任务。也许可以冒昧地说，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哲学综合的时代。

您所说的“新的哲学综合”的具体含义是什么？(www.xing528.com)

最早的哲学综合形式，可以叫作“包容式”。那是在人类知识还混沌不分、科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形式。后来，各门科学纷纷独立出来了，但它们都专注于自己的小地盘，不管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世界万物总的联系，这样就把建立总的联系的地盘留给了哲学。哲学因其研究课题的特殊性，而取得了仿佛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地位，这种综合方式可以叫作“凌驾式”。人类知识发展到了今天，“包容式”和“凌驾式”或者不再可能，或者不适时宜。哲学应该采取新的综合方式，也许可以叫作“参与式”。所谓“参与式”，可以分为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

直接参与，就是哲学参加到科学综合、不同种类的知识综合的过程中去，通过解决其中提出的一些哲学问题，推动科学综合和知识综合的进程。例如，由于概率论、随机过程和模糊数学的研究和发展，突出地提出了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精确性和非精确性的关系问题；现代物理学对远离平衡态的热力学系统和混沌问题的研究，则提出了无序和有序、线性和非线性的关系问题；再如，控制论、信息论和人工智能研究，尖锐地提出了逻辑和非逻辑、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关系问题；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则提出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能否统一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又不是在各个专门科学的范围内所能回答的。如能发挥哲学的综合功能，深入地回答上述诸问题，则不仅可以推动专门科学的发展，也会带来哲学本身的发展。

现在，在生态学、人口学、科学学、决策学、系统学和思维科学这样一些新兴学科和交叉科学领域，正活跃着参与其中的一批哲学家，这大概就是您所说的“参与式”的一种表现吧？

这是直接参与的一种形式。哲学综合是相对于科学综合而言的。科学本身的综合，例如系统科学，它横跨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把各种现象都看作复杂程度不同的系统，用统一的系统科学语言去描述它们，这是一种横向的综合。这种综合与哲学综合相比仍然是专门科学的综合，其中，微观和宏观的关系、无目的的对象和有目的的行为的关系、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关系，还须由哲学来回答。总的来说，科学认识方式面临着与人文认识方式的统一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哲学综合无疑会推动科学综合，这是同一个过程，哲学并非游离在外，所以说这是直接参与式的综合。

那么，不直接参与科学综合过程，但为它提供思维基础，就是您所说的“间接参与”吧？

我在《社会认识方法论》中，把人观念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划分为七种：价值认识方式、宗教认识方式、艺术认识方式、科学认识方式、技术认识方式、日常认识方式和哲学认识方式。显然，除哲学以外，其他任何一种认识方式都不能提供实现综合的思维基础。但哲学却可以从特有的角度，把各种认识方式都看作主客观的一定结构，从而达到统一的理解，实现哲学层次上的综合。对哲学思维本身的研究，虽不直接提供对科学综合、知识综合中的问题的回答，但它为此提供了思维方法、概念工具和论证手段。哲学常常通过重新研究思维的历史，批判各种多样的思潮，反反复复地探讨基本的哲学问题，而使思维得到锻炼和发展。《分析的时代》一书的作者M.怀特，在评述了“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以后，提出了一个“劝告”，他认为：“一个哲学家不必在各个方面都成为专家，也不必像斯宾塞和黑格尔那样，自己对各种知识都作出淡而无味、名不副实的总结，可是，他却应当锻炼自己能在人类的各种主要活动之间发现重要的类似之处和差别之点。”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实现新的哲学综合，但怀特意识到“最重要的是把20世纪哲学的两个对立要素重新统一起来”，显然，“发现重要的类似之处和差别之点”就是实现“重新统一”的前提，因而是“新的哲学综合”的基础。

是否可以这样说，发展综合性哲学思维（间接参与）是对直接参与式的哲学综合的支持，而后者又是对科学统一和知识统一的发展进程的支持。那么，在这种“参与”过程中，能否保持哲学的独立地位呢？

我认为哲学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力。“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哲学的发展有赖于与其他知识的沟通。数学广泛渗透到了许多科学领域，充当科学的共同语言，深深地“参与”了科学统一的过程，数学家们并没有担心数学会失去独立性，相反，数学倒由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然，数学和经验科学的关系不同于哲学与它们的关系。但是，哲学的发展史更足以使我们增强这种自信心。当年，各门科学纷纷从哲学中分化出去，哲学的“地盘”似乎有被瓜分殆尽的危险，但并没有落得无藏身之地，倒是有了近现代哲学的繁荣和发展。现在，科学本身要求整体化了，要求哲学提供新的思维基础，有求于哲学了，难道哲学还只是偏居一隅，以保持所谓的“独立性”，就不能参与到科学综合、知识综合的主潮中去，以求得新的大发展吗？

如果哲学能够对科学回答不了的问题、对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给出睿智的回答—这当然不能代替科学本身的回答，但可以给科学家以启发，那么越是“参与”，越能充分发挥特有的作用，何愁不能保持独立性？相反，如果哲学不能作出这种睿智的回答，那又有何理由自称“智慧学”？

（原载《哲学动态》1988年第6期）

学者近况

景天魁（1943— ），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和1987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81—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研究工作，1992年被评为研究员，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5—2006年先后担任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199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8—2005年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2001—2005年任国际社会学会（IIS）副会长，2009—2015年任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副理事长。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第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科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认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社会学、福利社会学、时空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史。主要著作有： 《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1981）、《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1990）、《现代社会科学基础（定性与定量）》（1994）、《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2002）、《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2009）、《福利社会学》（2010）、《发展社会学概论》（2011）、《时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2012）、《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201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