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现代化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哲学自觉

如果把现代化运动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算起，则西方近现代科技传入中国，就可算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酵素，于此可从利玛窦1583年来华算作起点，这是以“西方中心论”为界标的划分；同样，如果以资本主义萌芽、以中国早期启蒙算作起点，则应从明清之际算起。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均可追根于明清之际。但是，作为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运动，无论如何都应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正是那场战争将中国强行卷入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也正是在19世纪40年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都从此掀开了极为厚重的一页：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宣告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从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前景；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序幕。从1840年以后的历次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一方面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资本主义的残暴、贪婪本性。于是，中华民族就有了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实现现代化；二是反抗资本主义侵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遭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暴力压迫，并逐渐认识到“遭受这种暴力的民族只有在拥有有效的自卫手段（即自己的国家）的情况下才是安全的”。^[29]为此，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都投入到了为新中国诞生而奋斗的历程中。从哲学思维发展的角度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自觉的动力。

一般而论，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开创了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真正统一的时代，并为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提供了同一个“现代的”参照系，^[30]文化的民族地位、民族的文化地位，同时决定了民族的社会地位，甚至是“国际”地位。所以，“世界”作为一种文化或文明范畴生成了，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追赶相对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甚至追赶最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为这种文化的最主要动力特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在地域上是全球性的，而且在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等方面，“世界”都成了各国或地区的文化参照。在这种“世界”文化下，参照与追赶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机制性功能。也就是说，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内生性动力，“现代化本身就是‘内因’，就是这个运动的规定性。因此，从运动性质来讲，现代化不可能由这个运动性质之外的东西（比如传统）来决定；当然，从真实空间来讲，也不可能由地球之外的东西（比如外星人）来决定。”^[31]

就中国少数民族来说，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是中国文化历史的巨大变迁，并提供了中西古今哲学碰撞与交流的宏大舞台，使得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必须面对近现代中国所遭遇的重大问题而做出深入的思考和有效的回答，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等。“与此同时，由于全球日益统一，西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正以不断加快的速度传遍全球。”^[32]正是由于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使中国少数民族人民，从一般民众到乡土精英人物，再到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精英人物，都以特有的时代感和强烈的问题意识，生成了现代意识，出现了哲学自觉，其中包括有对西方文化霸权性格的反思和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再阐明，从而形成了各自民族的哲学自觉，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

从理论思维自身发展的动力说，这种哲学自觉可以说同时来自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就国内而言，核心精神在于不满足于当时的“中国哲学史”只是“中国的汉族哲学史”，因而强调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即可看出开展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必要性，即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容，^[33]填补中国哲学史的空白，使中国哲学史成为各民族共有的中国哲学史，^[34]从而依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成果写出一部从萌芽、形成到发展的内容全面、完整、系统的中国哲学史。^[35]就国际而言，目的在于彰显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国际意义，甚至本身就有一种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世界化诉求，因为近百年来已有许多国家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入研究，如蒙古学在欧、亚、美等地区有40多个国家有专门研究机构，且自1959年9月以来已经开过多次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对维吾尔族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福乐智慧》的研究也十分活跃；其他如对藏、彝、傣、苗、土家、朝鲜、回等少数民族思想的研究，在国际上也很重视。正是基于这一国际视野，“从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的角度着想，我们也有必要大力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而且，这样做也有助于我们同各种错误观点和反动宣传作斗争，维护祖国的尊严”。^[36](www.xing528.com)

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自觉的表现说，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基本趋势，这就是由各少数民族成员自己书写的各少数民族哲学史大量出现，并力求最终形成汇聚全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深入与成果的突出。据初步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在全国自然形成了北京、新疆、云贵川地区、内蒙古地区、湘鄂渝地区五个中心，其中内蒙古地区出版了《蒙古族哲学史》等著作或论文集达20多部，发表了包括蒙古族、满族、朝鲜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民族哲学思想史论文100余篇。新疆地区出版有《维吾尔族哲学思想史论》、《法拉比和他的哲学体系》及《维吾尔哲学史论集》等著作10余部，发表了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俄罗斯族、塔塔尔族、锡伯族等民族哲学思想史论文50余篇。云贵川地区，四川出版有《南方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凉山彝族哲学与社会思想史》等著作，发表了包括藏族、彝族、羌族等民族哲学思想史论文20余篇；贵州出版有《苗族生成哲学研究》、《苗族哲学思想史》等著作，发表包括苗族、布依族、水族、瑶族、侗族等民族哲学思想史论文30余篇；云南出版《天、地、人——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窥秘》等著作13部，发表了包括白族、彝族、纳西族、傣族、哈尼族、景颇族、布朗族、独龙族、佤族、拉祜族、普米族等民族哲学思想史论文100余篇。北京地区出版了包括24个民族的通史性哲学著作《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并从1982年开始在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哲学专业本科生中开设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课程，出版了研究生教材《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等，并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宗教、儒学》等一批相关著作，发表了包括蒙古族、满族、藏族、朝鲜族、壮族、维吾尔族、纳西族、彝族等民族哲学论文60余篇。湘鄂渝地区形成了《土家族哲学通史》等8部著作，发表了包括土家族、苗族、侗族等民族哲学思想的论文40余篇。此外，藏族出版有《藏族生态伦理》、《藏族哲学思想史论集》等著作，发表了论文40余篇；满族出版有《满族哲学思想研究》等著作，发表了论文20余篇；回族出版有《伊斯兰哲学史》、《伊斯兰文化哲学》、《伊斯兰哲学》等著作，发表了论文90余篇；壮族出版有《壮族哲学思想史》等著作，发表了论文40余篇。^[37]二是不少少数民族哲学研究都开始进入到了自觉的总结反思阶段，出现了研究综述一类总结性文献，如何金山的《评近代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38]、萧洪恩的《20世纪土家族哲学研究综述》^[39]等，此外还形成了一批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进行总体研究的论文，不仅着眼于总结成就、反思问题，而且面向未来，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自身的发展。^[40]三是谋求写出包括全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并力求汇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关系^[41]。总之，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自觉，已在各方面得到了彰显。

问题还在于，光有自觉还只是初步的，深刻的问题在于如何自觉。综合考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事实上形成了不同的自觉路径，笔者此前曾概括为范式说与文化内部构成说两个方面，并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要素论证说。^[42]有学者曾概括为要采取还是拒绝“以西解中（少）”、“以中解少”、“以少解少”的自觉？^[43]但实际上，目前存在的是三类自觉方式：一类是传统教科书范式，坚定地承认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并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理解模式和概念框架分析问题，笔者也曾有过这种尝试。这种范式中还包括从教科书的哲学定义出发否认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从而放弃在哲学意义上探究民族文化。^[44]二类是生存论范式，即把哲学理解为“以某种文化样式对关于自身存在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表达”。^[45]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有人的存在，就会有某种形态的哲学存在。所以，少数民族哲学即“是存在于少数民族各种文化样式或‘文本’形式之中，以少数民族哲学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各种独特方式……为中介，所反映出来的他们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思索和‘觉解’”。^[46]三类是思想权力说。宝贵贞即强调“哲学是一个民族思想的权力”。她以哲学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精华为前提，阐明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所特有的哲学思想。^[47]

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在全球性现代化背景下，应以哲学与生存体验的关系来加以阐明，并坚持“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一方法可以说是石峻“宽领域哲学思想史研究”^[48]的发展，特别是受到《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49]的启示。这里涉及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中，如何使哲学史研究更多地吸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使“思”与“史”结合起来？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当代化，因而也应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当然，还应强调的是，坚持“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还应坚持“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地域文化研究，以少数民族思想为中心的区域思想研究”的方法；根据少数民族哲学发展的实际，还应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为社会背景，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为哲学背景，以少数民族的传统哲学与文化性格为历史文化的背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文化为地域文化背景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