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史方法论意义

“历史理论的认识论视野就具体化为方法论，确切地说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学。”^[9]全球性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史方法论意义，也就是彰显其在哲学史研究中的认识论视野，而其中最直接地表现在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对哲学发展产生的多方面影响，其首要影响即在于使哲学发生了形态转变，即哲学转型。所谓哲学的形态，简言之即哲学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一定的思维方式，一定时期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和哲学文化风貌都受制于这种思维方式，并因此使哲学呈现出明显代差。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强调哲学的真正使命在于捕捉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并以之作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0]哲学只有准确地捕捉和深刻地回答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才能够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1]由于人类历史发展表现为三大历史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2]与此相应，哲学也就可以划分为相应的历史形态。

哲学形态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基本不变，显示出较大的稳定性，从而彰显其时代特征，如黑格尔曾在《小逻辑》中多次论述到近代哲学的形态特征，强调“近代哲学的主要兴趣”和特殊诉求在于对“思维的效果或效用，加以辩护，所以考察思维的本性，维护思维的权能”；^[13]强调“思想与事情的对立是近代哲学兴趣的转折点”，是“到了近代才有人首先对于此点提出疑问，而坚持思维的产物和事物本身间的区别”；^[14]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矛盾特性是近代哲学界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一种进步；^[15]但另一方面，近代哲学又被称为同一哲学，即强调“要认识一切特定存在着的事物之间的内在统一性”。^[16]这种哲学的形态特征，无论在西方哲学发展中，还是在中国哲学发展中，都可找到明显的证据，如中国哲学自商周之际至明清之际都长期处于古代哲学形态中，形成了中国哲学的传统形态。随着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引发的中国社会历史的大变迁及相应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碰撞、交流与融会，中国哲学出现了哲学的近代形态，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向现代形态转变。^[17]因此，哲学形态也具有可变性。正是由于有哲学形态的转变，所以造成了哲学发展的大的阶段性划分。从世界哲学发展的视域看，不同民族的哲学都有自己的转型。但这种转型，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尤为鲜明和典型，呈现出由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相当分明的发展阶段。^[18]对此，冯友兰曾针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强调19世纪末以来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哲学即产生了脱离古代形态的近代化的哲学，并且是指“近代化的”哲学，而不是哲学“在近代”。^[19]

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对哲学的另一深刻影响是使哲学的民族性得以彰显，即文德尔班强调的“因为有了近现代哲学，各特殊民族的特性才开始表现出决定性的影响”。^[20]如果再向前延伸，我们看到，关注哲学形态的黑格尔也曾特别强调哲学的这一特性，认为“某一特定哲学之出现，是出现于某一特定的民族里面的。而这种哲学思想或观点所有的特性，亦即是那贯穿在民族精神一切其他历史方面的同一特性，这种特性与其他方面有很紧密的联系并构成它们的基础。因此，一定的哲学形态与它所基以出现的一定的民族形态是同时并存的；它与这个民族的法制和政体、伦理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技术、风俗习惯和物质享受是同时并存的；而且哲学的形态与它所隶属的民族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努力与创作，与这个民族的宗教、战争胜败和外在境遇——一般讲来，与受这一特定原则支配之旧国家的没落和新国家的兴起也是同时并存的”。^[21]哲学的这种民族性，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少数民族哲学的明确方向和丰富的材料，这就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包括黑格尔列举的艺术、科学、风俗习惯、社会生活、伦理生活等都可成为民族哲学研究的材料。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这种民族特性，也会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哲学带来某些不方便的地方，比如中国不少少数民族哲学的分期研究，就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如果把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结合，假如要研究近现代哲学，那就必须注意的是，研究的“不仅是‘近代化的’，而且是‘民族化的’”，是“现代化与民族化融合为一”的哲学。^[22](www.xing528.com)

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对哲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哲学史的书写诉求上，这就是“哲学通史要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学”，但是，也由此带来了非西方民族，其中包括中国哲学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已产生真正的思想体系，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思辨可以说具有历史”，“许多民族没有超过神话阶段”。^[23]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首先来自中国哲学史学界，但随着“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次凸显，历史上对中国哲学的否定也再次成了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的心病，如康德曾说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但却不是哲学家，甚至整个东方都根本没有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虽然讲了中国哲学、东方哲学，但却在总体上强调能称为“哲学”的只有希腊哲学和日耳曼哲学；^[24]文德尔班不仅否认东方哲学，甚至对“东方精神”都作出的是否定性评价；^[25]海德格尔则明确说哲学是西方专利，“常听到的‘西方—欧洲哲学’的说法事实上是同义反复。为何？因为‘哲学’本质上就是希腊的；‘希腊的’在此意味：哲学在其本质的起源中就首先占用了希腊人，而且仅仅占用了希腊人，从而才得以展开自己。……哲学本质上是希腊的，这话无非是说：西方和欧洲，而且只有西方和欧洲，在其最内在的历史过程中原始地是‘哲学的’”。^[26]所以，虽然都诉求写出所有民族的哲学通史，却不得不面对着两个方面的参照系：中国传统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范式，据此而产生了全面否定论和部分否定论两个层次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否定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者自身，则先后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提出过接受汉族哲学说、中国哲学融合说或代表说、中国哲学多元一体说等，并根据思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形式，提出了范式说、阶段说、层次说、广狭义说等四类解决方案，而在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的根据问题上，则先后提出了实践论证说、文化核心论证说、哲学事实论证说、哲学产生条件论证说、发展水平说、存在形式说、社会贡献说、文明生活必需品说等，总之是坚信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27]

最后，在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等问题，还影响了对近现代哲学的历史研究中出现“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两种主要视野，具体表现在对哲学价值的评价上随即可能出现民族性、阶级性、现代性等多重复杂关系，难于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人们通常认为，看一种哲学代表的阶级、民族，最基本的标志是看他的思想反映哪个阶级和哪个民族的利益，如犹太人马克思和资本家恩格斯的哲学代表的却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代言人；湖南人毛泽东，其思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斯宾诺莎、笛卡儿、莱布尼茨各自代表的是时代精神和当时欧洲各族人民共同达到的先进认识水平等。总之，“每个具体的哲学家虽然属于一定的民族，但我们研究哲学史，却不应把他看做仅仅属于某一民族的哲学家，同时也要看到它代表着全人类的先进思想。”^[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