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洪恩[2]
“可以从哲学史，从外在历史特有的形态里去揭示哲学的起源和发展。”[3]这是黑格尔对哲学史研究价值的深刻阐明。但是，如何研究哲学史却始终存在着一个方法论问题。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研究理论成果的方法论意义日益凸显，全球性现代化理论已日益成为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张世宝《全球化审视下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4]、袁东升《全球化审视下土家族哲学研究的思考》[5]等，虽然没有直接指认“全球性现代化”，而用的是“全球化”，但笔者认为，用“全球性现代化”更能凸显其哲学史方法论意义。因为全球性现代化并不是全球化与现代化的简单综合，而是表明二者一体两面的内在关系。一方面，全球化作为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与现实舞台，从一开始就成了现代化的宿命——从新大陆的开辟直到全球性的殖民掠夺，无不显示出现代化的全球性扩张本性[6]。另一方面，现代化作为全球化的内生机制与现实内容，从一开始就同时成了全球化的根据——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近现代的思想扩张，从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到民族独立运动等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无一不显示出现代化的强大张力。[7]正是由于二者的内在关系，我们以全球性现代化来表明这样的三方面内涵：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全球性现代化思维方式、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强调其进程是为了凸显其历时性的过程特征；强调其思维方式特征是为了凸显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强调其运动特性则可以凸显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程度。[8]在全球性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少数民族作为后发现代化族群，因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从而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上也显示出了自己的内在特色。因此，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应有全球性现代化视野。(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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