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中国哲学：研究现况与前瞻

在当代，“内圣外王”的理想已基本上不可能，社会已经不可能有职业道德楷模，“良知”是普通人的实践理性而不是圣人的标志，未来“中国哲学生命的复兴”更多地应采取“哲学”的形式。

采取“哲学”的形式，是近代留给我们的遗产；也是我们走向世界影响人类的切实途径。选择“哲学”来理解中国传统的学问，自然有其先天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无论中国传统学问是什么，都必须把它作为“哲学”，“哲学地思考”它。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中国哲学”。即使是不叫“中国哲学”，而叫道学、道术学、义理之学等，也不可能在回到纯粹与西方接触之前了。因为其西方背景会影响到这门学科的选材，甚至把经学、诸子之学中的一些部分找出来作为一个学科这个思路本身就是西方哲学的投射。这种“哲学地思考”的过程，使得所有的中国哲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建构”的工作。这就是用“哲学”来整理中国传统材料的先天限制或局限。所以，迄今为止的中国哲学研究实质上只有一种模式，即“以西释中”的模式，不存在“本土化的研究”、“西化的研究”的模式，不同的只是这种模式的运用是否恰当、熟练，以及程度有多深。

整个国际范围内最早的与中国哲学有关的哲学史是1895年日本井上哲次郎的《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阳明学》，使用的是德国唯心论的方法。这宣告了以西方的知识或哲学框架整理东方史料的开始。这种态度和做法包含着这样的结论，即中国传统学问的存在方式发生根本性转折、道统灭亡，道统的连续性中断、文化的内在发展中断，中国传统学问被作为对象、客体、过去的死物，对象性的研究态度得以建立，与此对应的是实有诸己的一体性的功夫论态度的放弃。圣贤之学、义理之学转变为中国“哲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线索，也是“中国哲学”形成的过程，或者说是中国哲学范式的形成。后来所有中国哲学史研究，总体上不出这一思维方式。这种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在于中国和整个东方文化的近代转型。日本的第一本中国哲学史通史是松本文三郎1898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此后分别有远藤隆吉1900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宇野哲人1914年出版《中国哲学史讲话》等。中国的第一本近代意义的哲学史是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1915），此后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真正奠定这一学科基础的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1930、1934），德国的第一本中国哲学史是阿尔佛雷德·佛尔科（Alfred Forke）192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史》（Geschichte der alt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此后又分别于1934年和1938年出版了《中国中世纪哲学史》（Geschichte der mittelalterlich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和《中国近代哲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r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后来六七十年代牟宗三又分别出版了《心体与性体》、《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等著作，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罗光的《中国哲学思想史》，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版了各种哲学史通史教材等等，总之，迄今为止所有中国哲学研究都是“以西释中”的“哲学范式”的产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第一个普遍命题。

由于中国没有一门一以贯之的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所以，只要一提“中国哲学”，无论是“中国的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都是以公共的“哲学”前提为背景或者舞台的演出，不同的只是演出者对此是否有意识而已。这意味着，迄今为止，所有中国哲学研究模式，也都是“比较哲学研究”的模式，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第二个普遍命题，也是由第一个命题逻辑地推演出来的命题。这是一个采用“哲学范式”所必然产生的宿命，是中国哲学史在方法上的先天限定。只要是哲学，就得是哲学的研究方法，就得“哲学地思考”。在这种情形下，许多学者都不由自主地把西方哲学作为普遍的方法，作为建构中国哲学的方法了。由此可见，所谓“化理论为方法”，实在是对已经如此的理论处境的描述，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表述，也包含着把西方哲学普遍化的结论。在运用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的时候，西方哲学就已然变成了“哲学”，变成了方法、标准和价值观；研究则成为一种“对于”（ueber）中国哲学的研究，一种自上而下的俯视,或者说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进行批判。这种做法在1949年后一度达到极端。“比较研究”作为一个方法，不过是对于比较更为自觉，使双方各自的特点更加清晰。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第三个命题是：不同的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有不同的适合度。这也是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基本事实。就中国自己的哲学史研究来说，谢无量的哲学史也采用了宇宙论、知识论的模式。“五四”时期产生较大影响的是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对于墨子等人的论述还尚可，对于公孙龙等人的论述，就差得多。中国哲学史的真正奠基之作冯友兰的哲学史采用了新实在论的观点。这一著作对于公孙龙、程朱理学的解释，至今仍为不易之论。新实在论对于中国哲学无疑更具有适用性，但是，在对于陆王之学的分析方面，则稍显欠缺。牟宗三以康德哲学来解释中国哲学史，对于陆王的理解无疑更为深入，但对于程朱则又显得武断。此外，劳思光的哲学史以道德主体性为根本理解中国哲学，加深了对孟子、陆王的理解，但把许多哲学家排除在哲学之外，尤其显得武断。罗光的哲学史在加深对于“天”、“理”的理解的同时，也把天变为“上帝”，显露了较为明显的士林哲学特点。

可见，所成即所偏是所有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共同特点，中国哲学史研究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方案。时代在前进，哲学在发展，方法论也在更新。这就进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第四个命题：无论意识到与否，迄今为止，“中国哲学”都是靠西方哲学挺立的。西方哲学是中国哲学背后的支撑。先有一个时代的西方哲学，然后才有这个时代对于中国哲学的“最先进”的理解。纵览中国哲学史学史可以发现，我们基本上把西方哲学作为方法论用了一遍，王国维的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胡适的实验主义，冯友兰的新实在论，牟宗三的康德哲学，贺麟等人的康德、黑格尔哲学，劳思光的主体性哲学，罗光的新士林哲学，近几年的胡塞尔的现象学，英美的分析哲学，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加达默尔的诠释学等等。每一种新的解释都加深了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挺立了中国哲学的价值。但同时也促使我们反思，中国哲学究竟等同于哪一种西方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我们丧失了对什么是自在的、不为西方所“动”的中国哲学的感觉，其实也是陷入了一种失语症。也就是说，中国的哲学史研究陷入了一种“殖民化”的地步。哲学史研究的“殖民化”是关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现状的第五个命题。这里的“殖民地”一词是借用，是比喻，不纯是否定意义。当然，现在的研究是以肯定中国哲学的价值为主流的，而过去则是以否定为主流的。这是根本态度的差异。相同之处都是用西方哲学来证明中国哲学的是或非、正确或错误、有价值或无价值。学术的殖民化一方面是采用“哲学”范式的宿命，也就是说，只要采用了“哲学”，就不可避免地选择了殖民化，把他者作为霸权话语。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殖民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殖民化也有其积极意义。首先是它确立了并有助于人们理解什么是中国哲学。其次，现在的殖民化是肯定中国哲学的价值，态度与过去根本不同。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只能说殖民化只是表现在研究方法上，而在结论上，反而是西方哲学被殖民化了。如，牟宗三认为，康德没有人具有智的知觉的思想，他从中国圣贤之学的角度肯定智的知觉，并反过来批评康德哲学。所以说殖民化只表现在方法上，不表现在结论上；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第三，某种程度的殖民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全部近代以来社会发展为殖民化提供了外部环境的合法性；学术理论自身发展则提供了内在合法性。所以，第四，对于殖民化，一方面要有客观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毕竟要确立从中国哲学自身的内在性出发论证其价值。这就要求我们摆脱对象性的方法，不能把中国哲学作为已死的过去之物，仅仅用几个新方法研究一番而已。这是一种中断后而重新连接和续起的态度，是一体化的建设性的态度，或者说是诠释学的态度。

采取建设性的立场，在理解中建设和发展中国哲学，是本文希望提出的结论，也是我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建议之一，也可视为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第六个命题。我们所说的建设性的立场首先是要打破对象性态度，即那种把中国哲学作为已死的客观对象，认为自己可以和这种哲学保持一定的距离，“客观地”观察、审视、批判的态度，相反，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和这种哲学的“对话”关系，从现实的视域出发不断地和这种哲学进行视域融合的对话，通过对话扩展自己的视域，加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这种理解同时也是对中国哲学的建构。诠释学在这里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建构也就是重新赋予这一传统以活力，把中国哲学作为活着的、生长着的传统对待，也就是说，在精神上重新接续近代以来的断裂。使中国哲学死而复生，这是诠释学立场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希望提出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第七个命题，也就是说，通过诠释学所建立的不是中国的“诠释学”，而是中国哲学。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第八个命题或希望：“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以“哲学”形式出现的，但不是“西方哲学”；它是以“中国哲学史”以前的中国学术为基本精神的，但不是原教旨主义地回到从前。这种主体性是在广泛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沿着中国哲学发展的延长线，提出新的世界文化理念，建立新的哲学以影响世界。这种哲学，既是接着西方讲，也是接着中国讲。主体性其实是一种创造性，更具体地说原创性，而不是回到自身。

【注释】

[1]乔清举，南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www.xing528.com)

[2]1687年柏应理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中文书名为《西文四书直解》(实际只有三书，尚缺《孟子》)。它是十七世纪欧洲介绍孔子及其著述的最完备的书籍。此书实为四位传教士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柏应理多年在中国传教的共同成果。

[3]1949年10月以前先后由华北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东北书店、冀鲁豫、晋察冀、上海时代书报社、中原新华书店等分别以《论哲学史诸问题及目前哲学战线的任务》、《苏联哲学问题》、《日丹诺夫同志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论哲学史诸问题及目前哲学战线的任务》、《论文学艺术哲学问题》等书名印刷。1950年和1954年又分别以《苏联哲学问题》、《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的名称由新华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各自出版。

[4]《新建设》报道“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组织之座谈会自49年5月24日起，开会32次”。

[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6]此讲话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怀仁堂的讲话》为题发表于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7]据朱先生回忆，这篇文章是应于光远之邀撰，由《人民日报》约写的，发表前于光远曾经看过，认为写得很好。后来反右时此文被认为是右派言论的先声，朱先生因此受到批判。

[8]孙定国：《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第1页。

[9]关锋：《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

[10]《新建设》第3卷，第1期，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