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及前瞻：中国哲学史研究现状

朱晓鹏^[1]

一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有着数千年延绵不绝的文明史的国度。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悠久的思想文化传统，面对这种传统的思想文化，我们后人当然有责任要予以继承和发扬。然而，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研究传统的思想文化？应该研究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哪些东西？我认为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现代人的生活和思考，是为现时代以及未来人们寻求一种更合理、更有意义的生活服务的。因此，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要着重研究传统思想文化中所具有的那些恒久生命力和普遍性价值的成分，那些蕴含了可以成为回应现时代问题及重建当代思想文化的丰富可贵的精神资源,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性转换过程中应予以借鉴依凭的一个特有的民族性基础。具体而言，就是既要研究传统思想文化中其固有的价值和精华，特别是其对于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所具有的那些作用和意义，包括通过对传统经典的现代阐释和运用揭示出传统思想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性要素及其意义，蕴含的那些可以转化为推进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丰厚“软实力”，又要研究传统思想文化现代化或作用于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途径、方法问题，研究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路径等问题。只有这样，在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民族复兴和中国文化的重建才既可以有其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性坐标,也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基础。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今天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继承和发扬，就不只是要向传统回归、让传统复活，而是要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由华人学者林毓生教授最早提出的“创造转化”的观念，近30多年来已经在华人的文化圈、学术界里被普遍接受。创造性转化意味着从现代的维度来观察、研究传统思想文化问题。它不但要以此克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化派与传统派的长期对立与纠葛，也要求超越可能缺乏自信的“中国传统思想如何现代化”的命题，将一百多年来学者们有关思想变革的看法，导入至少在心态上是一种相当健全的方向。正如韦政通先生所说的，“创造转化”思想的精髓，不但对中国的思想传统在态度上应采取批判地继承，对西方文化也应做到批判地吸收，彻底解除以往“我族中心”或“西方中心”文化交流上的不平衡、不理性的状态。^[2]

按照这一思路，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就不仅仅是涉及“古今”问题，还要涉及“中西”问题。正因此，有关中西古今之争成了中国近现代一个最重要的文化主题。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思潮与文化论争，大都是围绕古今中西关系而展开的，从中体西用论、西化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这一主题都不断再现。这种中西古今之争的实质是如何理顺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从而解决任何后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过程都必然碰到的现代文化的重建问题。

不过，从历史形态上看，这样一个复杂的“中西古今”问题，首先碰到的就是严酷的“中西”冲突问题。中国人在因遭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和先进科学技术及文化的强烈冲击后所产生的严重的文化危机时，首先提出了“中体西用”论，即以西方先进的科技之用补救中国固有文化之体，试图以此作为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的主要应对之策。然而，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小农为主导的农业社会，近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以大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工业化社会和以商业生产和交换为主导的市场化社会。显然，这两种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文化形态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空间分布上的不同典型，更是时间纵向上的不同发展序列。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是典型的古代社会文化形态，而西方近现代社会文化则是现代性社会文化形态，它们之间有着质的区别，中西异质文化和异质社会造成了“中西之别”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古今之别”。所以，如果说“中体西用”论还基本上把中西方文化定位为不同的文化类型，甚至骨子里还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高于西方文化之“体”，那么，自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体西用”论完全破产后，随之兴起的西化论、新文化运动等则已将“中西之争”进一步演变成了“古今之争”，即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看作停留于中古阶段的社会文化，而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则被视为代表着人类新的文明方向的现代文化。^[3]因此，中国近现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就并不仅仅是被当做不同文化之间模式、典范的“转型”，更是被视为社会文化在整体层面上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变迁。正如冯友兰所说：“一般人心目中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所以以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指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是通得多……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4]

从文化发生学上来看，上述观念演变是有其合理性的。中国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实质上是在不同历史阶梯上的文化冲突：近代中国还是传统文化的世界，但它面对的已不是西方世界的传统文化，而是近现代文化！这样一种以传统文化对抗现代文化的战争，当然是难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对中西文化做出好坏优劣甚至先进落后的价值判断。就一般而言，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及其效用都不可能是无限的，而是必有其核心与边界。根据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原理，一种东西的价值及其效用将会呈现从核心到边界的递减规律。因此，要对各种文化的价值及其效用进行正确的判断，必须首先对不同文化划分出其合理的“价值边界”，从而认识到不同文化既有其核心价值，也有其“价值边界”。在这种“价值边界”，其文化的价值及其效用很可能是十分微小甚至归零。根据这一道理，我们要对中西文化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也必须首先对中西方不同文化划分出合理的“价值边界”。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尽管在其“价值边界”以内，有其曾经十分辉煌、灿烂的核心价值，但是一旦超出了其“价值边界”，其效用可能就不行了，因为它已经与其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历史条件相脱节，所以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如传统伦理道德主要滋生并适应于以血缘宗族关系为基础的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但显然已经不适用于现代高度流动性、平等化的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传统文化失效了，因为它已超出了其适应范围。而面对现代高度流动性、平等化的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的重建。

二

如上所述，从当代的视野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现代化，首先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中西古今”的融合贯通过程。也就是说，它既必须打通“中西”，又必须对接“古今”，并最终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思想文化的创新。

一方面，必须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打通“中西”。要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固有的丰富悠久、深刻博大的思想文化传统首先应该有深入准确的了解，这几乎是不必待言的。但是仅仅如此显然还不够。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甚至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西方文化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存在于我们的面前，我们普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是我们所无法回避和漠视的事实。更何况，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冲击，以致造成了中国原有的传统社会秩序和文化体系崩溃的严重社会文化危机。因此，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及其关系就成了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整个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论争首先是围绕着这种“中西之争”展开的。不过，无论是“中体西用论”还是“西化论”，都是无法最终有效地解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的。因为一方面，实际上任何文化形态的更新发展都离不开原有文化的积累作为有效载体，离不开原有文化主体的积极参与作为内在动力。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能够延续发展几千年的顽强生命力也使它完全具备作为文化更新发展的有效载体和内在动力的主体资格。历史事实表明，一种具有丰富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的文化越是具有活力，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就越能够散发出独有的魅力，从而越容易具有世界性的地位和影响。因为所谓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也就是由这种丰富的富有活力的多样性文化组成的。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不仅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形态的更新发展上先走了一步，因之具有示范作用，而且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造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空前严重危机的外来异质文化，正可以对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形成必要的张力。思想文化的转型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主动的自我更新，如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运动，西方的现代化运动；一种是被动的诱致性变迁，如近代中国文化的变革。不过，在现代社会文化条件下，特别是全球化进程迅猛普遍的世界里，上述两种模式几乎都不可能单独发生和成功。真正成功有效的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往往都需要有两种模式的交互作用，最后形成由被动的诱致性变迁导致主动的自我更新，从而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因此，我们实际上要对西方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和吸收，使西方异质文化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才可以做重建传统的创造性工作。而且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能使人对自己原有的文化圈产生“距离化”，从而有利于对其进行更清醒、理智的审视和批判。可以说通过吸收异质的西方文化而达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现代思想文化创造的一个重要途径。总之，现代思想文化的真正发展,绝不是在原有封闭的文化体系中的自我爬行,而必须要放眼世界,以全球化的眼光，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来对待一切外来文化和先进文化,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勇敢地融入到浩浩荡荡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创造出中西文化会通融合的现代新文化。这既是文化变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必要条件。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洪秀全、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都主张中西文化不同程度的会通融合。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5]严复则指出：“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6]孙中山也强调：“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7]

另一方面，必须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对接“古今”。古与今、传统与现代并非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文化的转型不是要通过彻底否定传统、抛弃传统来实现的。因为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有一些共通性，由此即使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也需要传统的某些内容，需要从传统中吸取有用的资源；现代文化的发展还可以从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的机制和理路上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所以任何文化形态的更新发展都不可能是在一个文化“废墟”或“空地”上出现，更不可能直接通过文化移植或文化替代来实现，而是必然要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进行文化重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毕竟又是适合于传统社会这一特定时代的精神产品，它更多地具有过去的历史时代的特征，反映着以往社会文化的需要，体现了一种历史性的维度。因此，思想文化的转型需要建立现代性的维度，从现代人的需要和眼光对传统进行分析和反思，剔除传统中消极的、不合理的成分，使它能赢得现时代更多人的心理认同、文化认同，获得更多更大的文化包容性，体现出思想文化的时代性、世界性。当然，更重要的是，要以思想文化的创新来实现传统思想文化与时代性、现代性的对接。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离开了创新,文化变革也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只有创造出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特点和需要的新文化，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算是成功的，才可以说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因此，要发扬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至少要具备现代的基本的能力、基本的知识和思考的训练，要有明确的现代意识。在这个基础上，去消化传统的思想，去思考传统的问题，去审视传统的思路，给传统问题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解释，赋予传统以现代的生命，使它具有现代的意义。否则，以传统解释传统，会由于它已经缺乏活泼泼的生命去承载而把传统变成一种腐朽了的东西。也只有如此，思想文化才具有真正的现代性。如前所说，如果说“中体西用”论还基本上把中西方文化定位为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形态的更新发展过程被当做不同文化之间模式、典范的“转型”，那么，将“中西之争”进一步演变成了“古今之争”之后，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更新发展过程也就被视为是在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上要实现由“古”到“今”、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实际上，这样一个过程到现在为止仍然远未完成，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要实现传统思想文化与时代性、现代性的对接，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是要深入到社会现实层面。形而上的沉思不能疏离形而下之域，哲学思考不仅不能囿于单纯的形而上的思考，反而应该切入到现实的形而下的生活世界中去，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去关注社会生活的本质、发现现实中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利用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价值正是主要取决于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这种思想文化资源发现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解决那些根本性问题。当然，这样一个过程往往也就蕴含了真正的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三

具体来说，要通过“中西古今”的融合贯通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就至少还要从以下几个具体方面进行展开和努力：(www.xing528.com)

一是必须对中国历史上的基本原典以及重要思想文化现象作深入的解读研究。以儒家、道家等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作为中国文化史上辉煌灿烂的思想范本，是真实地体现出了民族文化的原型精神的文化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以后的思想者可以反复从中汲取思想养料、获得思想启迪的重要精神资源。通过系统深入地研究这些重要思想能够帮助我们今人更好地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文化类型和理论思维的特点，理解作为一个文明的整体和特有的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内在特质，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各种核心价值和基本观念及其对于本民族悠久的文明发展所起的规范和导向作用。在具体的解读研究中，应该采取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一方面，要对各种经典原著和重要史料包括出土文献作出必要的考证、整理和诠释，因为对一些史料史实进行考证和对历史和事实尽可能提供深入确实的分析说明，切入到对文本的具体诠释的深度解读研究，正是任何一种思想史的研究都需要的最基础的研究。为此，应该尽可能地“复原”或“再现”那些基本原典以及重要思想文化现象产生时的现实“语境”，重建它们在的历史上的思想生态环境，以求与古代思想家进行超时空的交流、沟通和“对话”，从而达到较客观准确的理解和阐释。另一方面，由于任何原著和史料都不可能是一种僵死了的抽象理智的陈列，是一系列毫无生气、也毫无联系的史料的堆积，而是一些体现了前代人对自然、社会、人生、价值、理想等的理解和追求，以及表达、阐述这些思想、理论和信念的建构方式和概念系统，因而我们今人对以往思想的研究，除了应努力对那些原创性原典作全面的、富有新意的解读，甚至在微观上对一些重要的概念命题和史料史实作必要考证辨析之外，还应着重从学理上对那些原典及其思想展开多层次多角度的探析。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原著和史料包括出土文献的考证、整理和诠释，而是应对古人通过那些具体的文本所体现出的思想和认识作深刻系统的理解和阐释，并且学习研究这些思想和认识生长发展的特有方法和途径即“如何思想”，努力揭示那些基本原典以及重要思想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精神及其固有价值和意义。尽管它们难免还会掺杂有我们今天的阐释者“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但这种从考据与学理、文本结构与逻辑结构、宏观与微观、内在逻辑与历史发展相统一的多元化角度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解、把握，无疑是十分有利于从整体“原生态”上、从活生生的思想有机体来贯穿和统揽整个传统思想的理解和阐释，以此尽可能构建、复原那些真实的传统思想形象。

二是努力挖掘传统思想文化的普适价值及其意义。由于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类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有其共同性，人类对超越自然和自我、实现理想的追求也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在思想文化上就必然会产生某些被普遍认同的文化观念。任何一种人类历史上较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都是反映这种人类思想文化背景的产物，即它们既是当时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传统的结晶，又都或多或少包含有某些超越于时代和地域的普适价值，体现了其具有时代性和普适性的双重属性的统一。而这些具有普适价值的思想文化往往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体现了一些人类生活的共同准则和价值的基本取向。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其悠久传统所体现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往往就具有极丰富的普适价值。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生智慧、生态伦理观念、道德礼仪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的最具有普适价值的文明成果之一。这些丰富的人生智慧、生态伦理观念、道德礼仪文化，在剔除掉其中不合时宜的一些具体历史内涵后，作为观念样式，它们确实仍具有某些超时空的价值，兼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双重属性。

然而，注重传统思想文化的普适价值并不意味着排斥传统思想文化自身往往特有的地域性、民族性、本土性的价值，相反，从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来看，正是由富有活力的多样性文化组成了所谓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每一种具有独特活力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的文化往往越能够在世界文化舞台上散发出其独有的魅力，从而越容易具有世界性的地位和影响。即使是一种非主流的、边缘化的思想学说，也不见得仅仅具有有限性的、地区性的意义，而是有可能蕴含了当时主流文化、正统社会还无法理解和包容的新的价值观。因此，研究具有独特的地域性、民族性、本土性价值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但对于研究特定地域的传统思想文化与当时当地的整个思想文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地域性与全球化、区域文化与普适性文化等等的关系，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而且对于探讨那些独特的区域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根本性“本土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价值和地位，探讨在目前日益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评估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意义和普适性价值，以及当代问题意识下思想文化的本土化途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路径等问题都会富有启迪作用。总之，自由、宽容和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生态正是一切思想文化发展的根本保障。

三是实现历史追溯与思想探索的紧密结合，即“史”与“思”的统一。例如哲学的思考不同于其他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离不开对以往哲学史的研究，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史”与“思”的结合。哲学作为一种“思”，总是在过去“思”的积累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哲学史作为过去“思”的积累，其本身就构成了哲学之思的一个基础，是与我们现在的“思”密切相关的一种“活”的历史。任何新哲学的重建总是以不断地反省以往哲学为自己的前提。因此，哲学史上曾出现过的那些哲学思想，特别是那些具有原创性的重要哲学思想，就成了后人需要不断返回驻足的思想原点，成了以后的思想者可以反复从中汲取思想养料、获得思想启迪的重要精神资源。正因此，我们必须以丰富全面的历史材料、经典文本作为基础进行扎实的研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站在现时代的前沿，以对现实社会和人生重大问题的关切为基点，从“以道观之”的形而上高度作为视点来推进理论的智慧之思，以史和思的联系来展开其所思的维度，以求在融通古今中西原创的思想智慧基础上以“既济”来支撑“未济”，使任何当下的思想探索都既有充分的历史厚度，又始终能有一种面向未来、保持开放的态度。显然，这样一种态度，在今日中国思想文化长期处于丧失本位状态的情况下，应该是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继承态度，也是一种在“会通以超胜”的开放视域和总体取向中的思想创新之路。

四是要致力于探讨传统思想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重要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它能够为当代的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创新提供可以借鉴的宝贵资源。因为传统思想文化并不仅仅是一种只能供博物馆展览的“化石”，而是仍具有许多“活的精神”，仍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重要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值得现代人去深入挖掘、阐发和借鉴。所以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必须以现代意识和批判精神去审视那些传统思想文化,以较广阔的视野、较大的包容性和必要的前瞻性深入地分析其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及其局限性，努力做到在现代人的视野中分析把握古典思想，以现代批判意识去重新评判传统精神，努力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拓展研究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中含有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而且，任何理论探讨本来就不仅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形而上的沉思，而是应该切入到现实的形而下的生活世界中去，在其中去发现现实中的根本性问题，从而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研究各种思想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为解决这些问题寻求到一些更合理有效的思路和办法。正因此，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就要着重研究传统思想文化中所具有的那些恒久生命力和普遍性价值的成分，那些蕴含了可以成为回应现时代问题及重建当代思想文化的丰富可贵的精神资源。而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无疑显示了其所具有的恒久生命力和普遍的价值，蕴含了可以成为回应现时代问题及重建当代哲学的丰富可贵的思想资源，成为从传统向现代性转换过程中应予以借鉴依凭的特有的民族性基础，以便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兼容并包的气度、综合创新的精神，通过中西方多种不同文化、哲学思想的融合会通，为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重建探索出新的境域，也为在实践上构建一种人类社会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更合理的文明形态而提供自己特有的精神导向作用。为此，我们要以现代性的维度为参照系来评价和探求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价值，既要发现其与现代化、现代社会的契合性，并予以现代阐释和对接会通，也要发现其与现代化、现代社会的异质冲突性，并予以梳理过滤、筛选改造等，从而最终努力挖掘和转化传统思想文化中所蕴含的普适价值及其现代意义。而显然，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乃至思想文化的真正创新也就体现在了这样一个过程中。

【注释】

[1]朱晓鹏，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

[2]韦政通：《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韦政通自选集》自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3]参见朱晓鹏：《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4]冯友兰：《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页。

[5]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4页。

[6]严复：《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0页。

[7]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