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哲学史建设的核心问题-问道中国哲学

关于20世纪中国哲学哲学史的总体特征，我在《“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一文中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在中国哲学史的概念中包含着很多的歧义。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当中，都包含着一定的对中国哲学史这一概念的理解方式。分析这些歧义可以给未来的中国哲学史建设一个基本的定位。

1.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问题

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并不等同。混淆二者也是常有的思维方式。冯友兰自述自己的学术活动有两个方面，一是哲学，一是中国哲学史。他以哲学为主，以中国哲学史为辅。这个问题在胡适那就碰到了。胡适虽是现代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开山的人，但他的哲学建构却不是中国哲学，而是西方哲学，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冯友兰的新理学是中国的，但依凭的素材和基本精神却是宋明理学的。金岳霖肯定了冯友兰在处理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的时候采取的一般的哲学形式的意义。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自序》中指出自己的这本书是通过问题的研究显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问题史的范式具有一定的论的性质。应该说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的一种导论。

每一种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哲学的研究中都会有一定的主导的观念，挖掘出来加以系统化就成了“论”——中国哲学的一般性的论。但到目前为止，比较客观的、从中国哲学史的广泛背景出发的、自觉的中国哲学的建设工作还任重而道远。如此看来，描述中国哲学之一般的论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国哲学史当中需要一定的哲学。这个哲学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哲学的一般的形式问题；另一个方面就是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哲学内容问题。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要从中国哲学史广泛的原始素材及其基本精义出发，并实现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有机统一。

2.一般与个别问题

金岳霖提及的一种哲学主张和普遍的哲学形式的问题是研究中国哲学以及中国哲学史必须面对的问题。其中已经揭示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一般和个别。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使用一般和个别来处理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不过他首先解决的是名称的类与特殊性问题。冯友兰把一般和个别的思维方法贯穿于哲学观、方法论、社会历史哲学、文化观、本体论等多个层面。冯友兰把一般和个别应用于对哲学本身的分析当中。牟宗三力主中西哲学会通，思考了会通的程度、限度，在哪些层面上会通，在什么问题上会通等问题。他认为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在于哲学真理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有普遍性也不失其特殊性，有特殊性也不失其普遍性，由此可言中西哲学的会通，也可言多姿多彩。徐复观也用共性和个性的概念来解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共性上应该承认有世界文化，在个性上应该承认有民族文化；文化的个性是不断向文化共性的上升；其过程是个性与个性之间、共性与个性之间的接触、吸收导致个性的重新凝集从而不断扩大共性和形成新的个性。

用一般和个别的理论范式处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现代化的问题显示了中国哲学力图通过这一范式实现中国哲学的一般化、普世化、合法化的努力，有着它特殊的意义。但如何处理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难题。冯友兰设定了一个从哲学最高的认识对象——宇宙，显示宇宙之理的多种可能的哲学是本然的哲学系统。这样一来，中西哲学这些都是能够接近本然的哲学系统的具体的哲学系统，其中都有哲学的一般。各自的一般相对于另外的具体的哲学系统来说必然就是特殊。中西哲学的融合，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相对于西方哲学就是特殊）和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结合，这就是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的天地境界，中国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但这样一来，哲学的一般其实就脱离了具体的哲学，成为一种逻辑的设定，哲学一般的具体内容还是空的。反过来，如果把哲学一般看作是从具体哲学中抽象出来的，也要解决从中国哲学还是从西方哲学中抽象的问题。从具体哲学抽象出一般还有一个这个一般能否容纳另外一种哲学的一般的问题。如果从世界各种具体哲学中进行抽象则需要世界哲学更大范围的互动的前提。牟宗三主要依据中国哲学的资源参照西方哲学得出了一个一般的哲学架构，不同的哲学家还可以依据另外的哲学资源提出更多的一般哲学架构。一般和个别的处理方式还蕴涵一个难题，那就是以抽象出来的一般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个别，自然就会肢解中国哲学的个别。一般要从个别中得出，中国哲学特殊性的揭示其实就是中国哲学家的一般性。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更需要能够涵盖中国哲学诸多人物和派别的一般，而不是外在设定的一般哲学的剪裁、肢解。

一般的哲学实际上成了现代哲学家处理哲学和中西哲学关系的一个形而上学的立场，用一个形而上学立场处理中西关系在近代就已经发端。在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处理中西文化及其关系一直是这一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目的，但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必然要找到一定的理论范式作为融会中西的基本尺度。一般和个别范畴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从另一个侧面启发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是否一定要在中西文化及其关系问题的引领下进行。中国哲学自近代以来的发展一直没有超出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关系的制约，相关的哲学构建也是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关系的判断这一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昭示着、呼唤着一个新的中国哲学独立建设的时代的来临，这一新的阶段要求在中西哲学比较业已取得的成果上深入地、独立地发展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需要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3.中国问题

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中所谓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在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当中有两个基本的问题是需要注意的。其一就是地理性、民族性、文化性和阶级性的不同取舍。中国是地理概念的中国，国家概念的中国，民族概念的中国，还是文化概念的中国？不同的理解会带来不同的中国哲学史面貌。如果是一个地理的概念，那么其他的哲学流传到本地以后，也应该算作是中国哲学。如果是一个国家的概念，也是如此，但会更加强调在政治上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哲学，更加强调哲学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如果中国是一个民族的概念就会认为是中国人的哲学，那就必须区分是研究普通老百姓平均水平下的思想状况，还是研究少数哲学家的思想状况这一问题。如果是中国文化的概念，就必须关注形成传统的东西。

其二就是要解决中国概念中包含的中西古今问题。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成立是和中国的哲学家逐步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价值以及相应的历史观、国家观的改变密切相关的。西方文化不能得到真正的承认，就不能自觉地建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及其历史。世界性的眼光的出现和发展同时带来了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面貌的巨大革新。但这种革新同时给中国哲学史的建设带来了另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和古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之间由于巨大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差异带来的材料取舍等一系列问题。这就必须承认和挖掘中国现代以前的哲学和哲学史自身的逻辑内容和自身的独特的哲学理念，并在这种独特的哲学逻辑基础上建设一个中国哲学史的崭新形态。现有的中国哲学史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也有着重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古代中国哲学史所依凭的哲学理念和哲学逻辑是笼罩在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下面的。中国哲学史还缺少“中国气派”。和西方相比较的情况下的“中国”与中央之国的“中国”哲学史是不同的。和西方相比较的中国概念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史要和独立的中国概念指导下的哲学史有一个有机的结合。中国哲学史的建设需要一定的中西比较，但仅仅局限在中西比较的外在引导的学术进路则是有缺陷的。

4.哲学问题(www.xing528.com)

中国哲学史的建设还涉及对哲学的理解和定位的问题。中国哲学史当中所说的“哲学”是指什么呢？是在怎样的思维框架下来理解哲学的呢?其中涉及如下一些问题：

其一，是描述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民族的哲学思想，还是哲学经典的哲学思想呢？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当中所说的“哲学”是指哲学家呢，还是指哲学著作呢？还是民族的哲学思想呢？在现存的一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当中，民族的哲学思想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然后是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其次是哲学著作的哲学思想。未来的中国哲学史要突出哲学典籍在描述哲学史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并且要努力实现三者的协调。

中国哲学史首先应该是现存的哲学典籍反映的哲学思想的历史，然后才是中国哲学家和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发达史。因为哲学典籍具有社会性和一定的超时代性，而哲学家的哲学则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加上考证的困难，追问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二，哲学、思想、文化之间如何进行适当的区分，用科学、宗教、哲学三分方法来解读人类文明的体系是否合适。文化、宗教、科学等划分方法很容易忽略佛教和道教等在中国哲学中的独特地位，忽略史学和文学典籍在中国哲学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哲学和哲学史价值。

其三，在怎样的学术和学科分类体系的设定下描述中国哲学史？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西学冲击的产物，中国哲学史这一名称本身就带有西学的色彩，是中国学术自我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它抛弃了中学过去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为框架的学术和图书分类体系。中国近代一些思想家，如严复等人曾经尝试用天地人三学的划分方法来整合中西学问，也有用“性理之学”和“器数之学”二分的方法来进行学术归类。中国现代的思想家们多用形而上学、人生哲学、认识论或知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等方法来进行哲学分类。一般的中国哲学史教材是按照自然观、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结构式的解读来安排中国哲学的。胡适则分为宇宙论、知识论、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几个方面。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则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修养论、政治论等部分。这种分类提供了在宏观上把握中国哲学的一个范畴框架，但也要看到，由于中国古代汉语和古代哲学中的一些概念同时可以描述主客体、人和自然、社会和历史等多个方面，在上述框架下阐释中国哲学需要更为艰难的语言分析。

其四，在中国哲学的各家各派中如何进行内容来源的取舍和排序？中国哲学的内容和来源是不断拓展的，不是既定的。时代的发展产生的新的需求要求不断重新解释旧的哲学史内容，同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领域的拓展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动力之一。以一种新的哲学观念和叙述方式描述旧有的内容也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必需的工作。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就经历了理学或宋学的现代化，考据学和古文经学的现代化，今文经学的现代化，“诸子学”的复兴，中国佛教革新与佛学研究的现代化，道学、易学的哲理化，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等发展过程。这些研究给一种能够广泛涵盖中国哲学各派的哲学精神的中国哲学的一般理论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但同时由于后现代思潮对体系这些的批判，又给这种体系化的哲学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尽管如此，必须要看到中国哲学史的建设更多地依赖深植于中国哲学广博的基础上的中国哲学的一般理论这一基本的事实。如何平等对待并有效整合各家的思想是制约中国哲学史未来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其五，中国哲学史在建构的路数上涉及的文化先行的引导路数，还是反过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哲学史的哲学纯粹性的问题。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建构最初主要是在文化上来立论的。这除了当时哲学文化要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社会问题上这一原因以外，也和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自身的学科分类系统有关系，西方的学科分类系统在没有被深入地介绍和接受之前，新形态的、独立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是不能形成的。在20世纪30—40年代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因此中国哲学史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是先建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史，或者有着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史的建构和理解才能有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就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家个人而言，情况也大致如此，比如梁漱溟就是个典型。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建构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文化问题在其思想体系中是一个子部分。但尽管如此，解决中西文化问题依然是其哲学研究和哲学创造的一个目的和动力之一。冯友兰真正在三个方面有贡献，他把三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但要建设一个有中国气派的中国哲学史并不一定要把哲学研究的焦点放在中西文化矛盾这个问题上，而是要面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出现的新问题和一些万古常新的问题。在中国哲学自身思想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自然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5.历史问题

中国哲学史也要面对原本的历史和当代史这一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具有当代性。中国哲学史也表现为一种当代史。由于人是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是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中国哲学史的当代性本身就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传统的结。中国哲学史的当代性并不妨碍中国哲学的传统性。尽管如此，能够自觉体认时代的精神，并较好地深入中国哲学本有的精神世界之中，则是中国哲学史建设一直要追求的一个价值目标。中国哲学史建设的当代性强调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家的自主性和批判性；中国哲学史建设的传统性强调中国哲学史家的对历史的接纳性和继承性。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中国哲学史的建设一定会形成新时代的“世界眼光”和“中国气派”。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对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哲学史建设路向进行科学的描述和反思。如此才能把握建设的大方向。

总体上看，目前的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教材依然保留了20世纪的惯性作用。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或多或少存在不同程度地落后于时代需要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对思想家自身思想的内在逻辑分析和展现不够充分，中国哲学史研究如何趋近中国哲学的原始内核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哲学史在文化普及功能，培养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培养公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方面，在引导公众学习人格修养的方法方面功效不够明显；在文化取向方面还没有有效地反映中国哲学自身的特征，主体地位突出得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