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开拓：现状与前瞻

中国哲学史的现代形态的开创者当属胡适。胡适在1922年写的《我的自述》中说，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已经“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寻着我的终身事业了，同时又被一班讨论文学问题的好朋友逼上文学革命的道路了。从此以后，哲学史成了我的职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2]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成就集中体现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正如蔡元培所言，《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材料、形式等方面都有新的开拓。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被认为是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说：“我的学术活动有两个方面，一是哲学，一是中国哲学史。我是以哲学为主，以中国哲学史为辅。”^[3]他的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勾勒出了中国哲学史的宏观面貌。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更多的是文化的开拓。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被认为是第一部以问题为主题的中国哲学史。熊十力之《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开出了中国哲学义理的新面貌，但对中国哲学历史的系统梳理显然不是其优长。牟宗三以“一心开二门”为基本的逻辑框架整合中西，以道德理想主义的心性之学的内圣学开出知识界的外王学沟通了现象和物自身，以色心不二、分解和非分解的统一最后达一哲学的大综合、一彻底的唯心论和圆教圆善的道德的形上学哲学理论，力求把哲学义理和哲学史统一起来，提升了中国哲学史的哲学化水平。

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中国哲学史。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试图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作出新的筛选，突出了中国哲学历史中那些作为人类认识史的内容，是影响较大的一部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冯契著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通过对中国哲学历史的重新解读，来建构他的“智慧说”。此后，中国哲学史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讨论持续不断，也在尝试编写新的中国哲学史，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发展局面和中、西、马互动的格局。经过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努力，中国哲学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更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20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中国哲学史出现了新的面貌。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概括，大致包括以下共识：

其一，态度的转换。逐步克服了文化决定论思想倾向，不再认为中国的落后，都是由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或者中国哲学造成的；尽量合理地处理视界和本文的关系，不把中国哲学史当做材料来注解；尽量避免简单的文化对立和否定性倾向，注意以积极的肯定的方式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尽量避免简单求同的思想倾向。

其二，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主体性。如“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有无哲学问题”，“中国哲学特殊性问题”，“中国哲学优缺点问题”，“中国哲学形成原因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中国哲学的主干”，“中国哲学发展方向问题”，“中国哲学史教材写作”等等问题的提出。(www.xing528.com)

其三，追问中国哲学的内在结构。如提出中国哲学中的范畴及其结构问题，追问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观、历史观、价值论等问题。

其四，范围拓展的动力作用。范围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尤其是新墨学、新道学、新儒学、新佛学等成为一种强劲的发展脉络。

其五，方法的自觉与提出新的哲学学说。经过近现代以来，尤其是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努力，中国哲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更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中国传统哲学遗产的继承等问题，形成了如下研究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新儒学视域、和合学视域、场有哲学视域、比较哲学视域、解释学视域、传统与现代的研究视域。

其六，现实关怀的动力作用。如考察中国哲学中的生态智慧、管理智慧、人生智慧，中国哲学与市场经济关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社会关系，中国哲学的现代价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