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前景：探索民族自觉

在现今时代，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世界文化的同质性日益明显，民族文化身份逐渐模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前景如何呢？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自觉意识会进一步强化。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得到说明。

1.中国哲学的普适性与民族情绪

任何民族文化，包括哲学的影响力都是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强大或者弱小而变化的。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会被世界所瞩目。因此，中国民族的文化影响力也会随之扩大。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也必然会摆脱由于西方文化霸权而产生的所谓“依附地位”，在世界哲学舞台上得到应有的地位。而这应有的地位不是依靠强力夺取的，而是凭借着中国哲学的普适性而获得的。这就需要细致研究中国哲学的全人类性，以期建立一个与其他哲学不同的适合全人类的新的哲学范式与秩序。

当然，这需要克服比较褊狭的民族情绪，而还以理智、宽容的态度。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民族对西方文明的心态始终是矛盾的：既向西方学习又反抗西方。所以有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地带有较为狭隘的民族情绪。我们所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自觉意识是要排除这种狭隘的民族情绪的，而代之以理性宽容的心态来建立新的哲学范式。

2.中国哲学的原创性与现实视域

中国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使它承担着接续民族文化慧命的重任。这就说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仅是学科意义上的“史”的整理与说明，而是需要理论的原创性。而理论的原创性来自于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只有经历了现实世界的洗礼，哲学理论才能获得原创性，才能成为文化慧命之一环。所以，中国哲学史研究需要关注现实问题，扩展现实视域，才能完成其“民族文化”身份的使命。

但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实视域不等同于抛弃理想视域。我们要保持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批判立场，既从现实出发，又超越于现实本身，而不能成为现实问题的解释者与辩护者。

3.中国哲学的基础性与资源性

目前我们一直强调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之间的对话与融通。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员，民族文化始终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根。中国哲学应该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者的心灵修养的源头活水。拥有了安身立命之根，才有对话和融通的基础。

这样，中国哲学才不仅仅是当代思想的外在资源，才能摆脱附属的命运，挺立其民族自觉意识。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了解到民族自觉意识始终贯穿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过程。我们要正视这一点，努力使其发挥正面的作用，为中国哲学的复兴作出贡献。

【注释】

[1]郑淑媛，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教授。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3]金岳霖：《审查报告二》，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第5页。

[4]张岱年：《自序》，载《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https://www.xing528.com)

[5]张岱年：《新序——对于过去中国哲学研究的自我批判》，载《中国哲学大纲》，第6页。

[6]汤一介：《在非有非无之间》，台北，中正书局1995年版，第72—142页。

[7]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1页。

[8]同上书，第411页。

[9]同上书，第411页。

[10]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见《冯契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11]贾红莲：《求是学刊》2003年第4期。

[12]李维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江汉论坛》2008年第11期。

[13]杨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14]张汝伦：《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哲学研究》2006年第5期。

[15]李承贵：《开启〈中国哲学史〉写作的新范式——评郭齐勇教授新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2007年第5期。

[16]李维武：《蕴含思想史维度的哲学史研究——对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7]刘笑敢：《简论中国哲学的身份、角色与功能》，《文史哲》2010年第1期。

[18]刘笑敢：《简论中国哲学的身份、角色与功能》，《文史哲》2010年第1期。

[19]干春松：《“天下”与“中国”：寻求突破的中国哲学——最近十年的中国哲学转向扫描》，《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