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探寻中国哲学之道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经历了从隔离与批判到最终成为指导思想的历程。但是，中国哲学始终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民族特色。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们一直保持着民族自觉意识。

1.指出限于唯物、唯心的中国哲学史的局限，提出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哲学史研究也面临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20世纪20—30年代，李石、范寿康以唯物史观、辩证法为基础初步阐述了中国哲学史。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两对对子来研究。同时，把中国哲学史看做是人类的认识发展史，遵循着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列宁曾经说过，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7]“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每一种思想＝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8]“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9]8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基本上是遵从这一指导思想进行研究的。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问题，凸显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自觉意识。冯友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即传统哲学的具体意义与当时的政治、阶级不能继承，而其抽象意义则是可以继承的。任继愈也指出，中国哲学史限于唯物、唯心的斗争，偏重自然观、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留下空白，让中国哲学史失去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同时未给唯心主义流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不能反映哲学史的全貌。

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提出了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冯契指出：单纯讲知识，是无所谓民族特色的，而“智慧学说，即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是最富于民族特色的，是民族哲学传统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10]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自觉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自觉意识不断高涨。这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自觉意识(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集中体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自觉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在当今时代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儒学的关系。“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定仍具有合理性的话，当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阶级在社会实践中不复凸现，其理论无可避免地遇到困境；当政治经济学的根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无主题变奏(即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性质问题的不争论原则)下被悬置起来后，马克思主义实实在在的硬核就只有哲学了。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实际上就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并且提出了‘对立说’、‘结合说’、‘互补说’、‘改造说’等等说法。”^[11]中国哲学史研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研究主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表现出来。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马克思主义的“中源说”、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马克思主义被接受的传统文化基础等方面。同时，研究也涉及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有关人物的思想研究，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的哲学思想。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哲学研究学者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有了中国民族文化的特征，显现出民族特色。

（2）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的民族自觉意识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较而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主要是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并没有作为一个问题明显地提出来，而是以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作等问题隐晦地传达出来，更为深刻地表明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意识。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意识在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中首先体现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中国哲学存在着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应当并且必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参与建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进入到中国哲学传统中去，而成为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了共同的传统后,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13]对于中国哲学现代化，张汝伦认为有两个可能的含义：“一是使传统哲学现代化；二是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语言等等）现代化。前者表现为到底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的问题，后者表现为强调引进西方哲学的方法和概念的重要。”^[14]但是，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提法并不合适，而“中国哲学如何是现代的”的描述才准确。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意识在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又体现为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1949年以后，出版了很多哲学史著作。这些哲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形成了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冲突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把中国哲学史分为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社会价值观等几个部分的基本格局。这些著作包括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发展史》，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萧萐父和李锦全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石峻、杨宪邦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等。

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们对于前辈们所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做了较大的修改，突破了唯物唯心的对立冲突，突出了中国哲学本身的特色。如郭齐勇撰写，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张立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复旦大学中国哲学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古代哲学史》都体现了这一努力方向。李承贵评价郭齐勇的《中国哲学史》时说道：“比如，关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成，乐莫大焉’，作者做了这样的解释：‘这里……是说道德的根据在自己……在道德的精神的层面上，探求的对象存在于我本身之内。道德的自由是最高的自由，不受外在力量的左右，因为道德的行为总是自我命令的结果。反躬自问，切己自反，自己觉识到自己的行为无愧于天人，就是最大的快乐。’（第75页）这与那种‘主观吞并客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相比，显然是更符合中国哲学特色、更贴近孟子思想实际的。这也就是作者所主张的：‘中国哲学范畴、术语不缺乏抽象性，但需要放在自身的语言、文化、思想系统中加以解读’。（第7页）”。“比如，作者写董仲舒哲学思想，就写董氏的‘人副天数’说、天人感应论、人性论等方面，这显然比以往将董氏哲学写成‘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深察名号’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天道不变’的形而上学更切合实际。”^[15]这些评价，说明了学者对以往唯物唯心范式下的写作的中国哲学史的反思，提出了中国哲学史写作的民族特色问题，彰显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