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现状与前瞻：对中国哲学史的民族自觉意识

自从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来，就出现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尽管“哲学”的确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但是，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们依然试图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

1.提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胡适、冯友兰等前辈按照西方哲学的框架在中国的学问中挑选出来的有关内容写成中国哲学史。这便引发了关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争论。冯友兰认为：“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2]强调哲学的普遍性并以西方哲学为哲学的普遍形式，而对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特质即特殊性没有给予应有的关照。金岳霖式对此提出疑问：“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3]实践证明，在这个模式下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只能是“在中国的哲学史”。

张岱年则提出“类称”和“特例”的概念，把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作为哲学这一类称的特例。如此，西方哲学就不再是标准，只是哲学的一种。“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4]因为中国哲学“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的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5]，彰显了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

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区分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汤一介认为“中国哲学所注意的是追求一种真善美的境界，而西方哲学则注重建立一种真善美的价值的思想体系。前者可以说是追求一种‘觉悟’，而后者则是对‘知识’的探讨”。^[6](www.xing528.com)

2.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凸显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民族自觉意识

21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面对西方哲学时，同样产生了同样的困惑。这主要体现在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上。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这主要集中于哲学的定义是什么以及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这与20世纪20—30年代的讨论相比较而言，认为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不单单是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别，而是在更为广阔的事业中提出了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认为现代性不仅仅是西方一种类型，中国的现代性也是其中的一种。在“中国的现代性”的前提下，中国哲学史成为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问题转化为现代性与民族性的问题，从而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中承认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第二方面内容是以何种模式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其中，有关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西方哲学的理论来剪裁和叙述中国哲学史。有人认为从胡适、冯友兰开始的直至今天的这种“汉话胡说”模式导致了中国哲学史不过是以西方哲学为标本的比较哲学而已。也有人认为，中国哲学完全拒绝西方哲学的参照，只是“自己讲”、“讲自己”，则会回到中国古代的“子学史”、“经学史”，而不再是“哲学史”。

总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注意到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自觉到了中国自身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问题。无论结论如何，对这一问题本身的关注就很好地体现了民族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