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多视角、多途径地研究中国哲学史，并非始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实际上，自“五四”以来，人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中，不论视角还是方法，即已经开始呈现多样化的格局与趋势。这使得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创设的早期阶段，梁启超、王国维一类学者所主张或采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不同于刘师培、陈黻宸、谢无量一类学者所主张或采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而钟泰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理解，与胡适、梁启超一类学者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理解实际上呈现出对立的倾向。同时，钟泰理解并实际采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也不同于冯友兰理解和采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在实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之所以出现多种研究方法，其原因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很多，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的理解均在思考与探索之中。因此，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研究途径、形式、方法的选择不能不有所区别。因此，可以说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研究途径、形式、选择的差异，实缘于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理解的不同。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现代学术门类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形式更趋多样，研究成果也更臻成熟。这种多途径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标志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重形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就其基本的研究方向与主要形式而言，当是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采取这种形式与方法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特点首先在其立足于对哲学学科的理解，来确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价值目标及其研究方法，坚持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的个性与特质。其次是这种类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一般都十分注意对中国哲学发展历史过程的整体性考察与论析，力图通过这样的考察论析，再现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原始情状，既关注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也关注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将厘清中国哲学发展的一般原则与内部机制作为最基本的学术追求。这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形式与方法，实际上代表着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向与主流方法。胡适、冯友兰[2]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方法的层面即属于这样的类型。其后，范寿康[3]的《中国哲学史通论》，虽然在体例方面与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有所不同，但在研究方法方面大体上也可以归属于这样的类型。另外，在这一历史时期，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大体上同时问世的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蒋维乔的《中国哲学史纲要》，以及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问世之后出现的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等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在体例、方法方面与冯著中国哲学史又有所不同，但就其基本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追求而言，仍在于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可以纳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成果范围。应当肯定，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不论是其研究成果，还是其研究方法，都为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确立了最基本的研究范式，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学原则。当然，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并没有影响或说妨碍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形式、研究途径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实际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形式、研究途径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对人们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系统深化对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考察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多种形式与多种途径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从不同的层面上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历史的认识，也加快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建设的步伐；反之，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日臻成熟，又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种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原则和方法学的支持。在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出现的这种学术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在考察现代中国哲学史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就具体的研究形式而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除了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这种基本形式之外，还曾经出现过“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史论批判的形式研究中国哲学史”、“以问题史的形式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及“从文献史料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多种研究形式与研究方法，这几种形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其具体的研究成果，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需要我们具体总结。(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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