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思想史或谓哲学史，从文化交流角度分析，实则为一部思想会通史。今日中国哲学思想之博大精深，实则由于兼容并包之会通特质决定，而非单纯某一家某一子所能达成今日之煌煌气象。自先秦至今，可分为大致三个会通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至汉的诸子会通时期。春秋先秦，诸子百家齐放争鸣，儒、墨、道、名、法、阴阳等诸家各抒己见，思想潮流之丰富、交流争鸣之广泛开中国文艺批评之先河。万世师表之孔子身先士卒，于弟子三盈三虚之后痛下决心诛杀少正卯。继者孟子通过对墨家“兼爱”和告子“性恶”的批判，力倡复尊周孔。荀子更是以“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为名，在《非十二子》中将自魏牟、墨翟、惠施至同门的子思、孟轲尽数非议一遍。至秦灭六国，官方思想一尊于法。秦灭而汉，复统于儒，确立儒家思想之历史主流地位。就此阶段文化冲突看，冲突争论的后果导致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统，但此正统非以一己之私取代各家之长，而是弼教不忘明刑，德主不忘刑辅，儒家掺杂黄老，立场主流同时杂糅各家思想。各流派之会通，于汉确立儒家学统之同时，初显兼容并包融合会通之博大。先秦人性论善恶之争至董仲舒集大成而提出有性、情之分的“性三品”说。儒家一统并未产生孔子所言“敬鬼神而远之”，反而相应的是“天人合一”之下谶纬学说之盛行，并直接导致后世魏晋玄学的兴盛。大略可言，先秦诸子思想之会通，直接奠定了中国哲学思想兼容并包、含融开放的整体框架，为后世的佛儒并兴奠定了生存基础。
第二阶段：汉至宋明的三教会通时期。此处之教如牟钟鉴先生所言，“非宗教之教，乃教化之称，当然也包括宗教之教化”。[3]从佛教传入主线看，至唐宋，佛学日益昌盛，佛门义理参证之博大精微，使得“天道性命不得闻”的儒家思想受到严重冲击。六祖慧能开始禅宗本土化革命后，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于中土勃兴。相对于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兴盛逼人，本土儒家在心性方面的薄弱劣势显露无遗。此种情况反而逼迫儒生梳理本土遗产，发掘自身资源。韩愈提出“道统”以正世系，并从《礼记》中发掘出《大学》对抗佛教心性论，开儒家道学[4]先河。李翱以“性善情恶”的“性情一元论”进一步发展了自董仲舒至韩愈的“性三品”论，将清净本性看作仁义道德的基础而主张去情复性，以对抗佛教义理。然从李翱自身的性情论看，难以分辨其“性情一元论”与佛教心性之间的区别。同时，为发扬儒家心性思想，儒家将孟子以配享太庙、由子入经等一系列抬举升格行动证明儒家道统存在。再经周敦颐、二程、朱陆、王阳明等人阐扬，经体用一元显微无间之内省，天理二字被体贴出来，理一分殊而月印万川，尊德性而道问学，至“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儒学之义理心性学说足堪媲美佛学之清净圆融。子贡不得而闻的性与天道，被宋儒程朱陆王尽数倒出。此阶段之冲突融合，与其说是与佛教之对抗，不如说是与佛教之会通。佛教之心性精微玄妙，逼迫当时儒者从自家经典中找寻，并借鉴佛教之修行方式，返观内照以发明本心。在方法论方面，原本是援儒入释翻译佛经之格义方法，被唐宋儒生再做援释入儒之“反向格义[5]”。正反格义之余，佛教义理、儒家心性水乳交融，血脉相通，难分彼此。甚至至明朝后期，阳明心学流于狂禅，儒林尽皆静坐谈心性。就义理、功夫论等方面看，佛学与儒学实难有界限可言。
从整个儒释冲突融合史看，儒家文化思想之丰富[6]，是在外来佛学义理的强烈刺激之下，在新领域或原有理论之薄弱领域进行重新诠释。而佛学在格义中国儒家经典的同时，也寻获了自身扎根中国本土的生命力。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会通思想承担了沟通交流的重任，秉承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成为走出文化冲突的有力说明。(www.xing528.com)
第三阶段：清末至今的中西会通阶段。此阶段源于明清，正式开启于鸦片战争。西学在坚船利炮的陪伴下来到中国。相对当初佛学东渡，此阶段同时伴随着现代化和殖民化的全球扩张，以及对于政权的强力打压。国门崩塌之后进入的不仅是鸦片、贸易、战争，还有至高无上的西学和基督教。五四之后开启的新文化运动，使得西学日渐昌隆，部分海归人士俨然取得“奉天承运”之地位，力倡西学同时贬损国学不遗余力。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自命名并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的胡适，凭西方哲学思维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仅有上卷，并力倡怀疑主义主张废除中国文言文，却得到士林普遍赞誉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锋，可见西学于时人心中地位之崇高。相对于穿着物质文化发达、科技水平强盛外衣的西学，中国国学陷入尴尬境地——明明今日昌盛之西学于心性返朴、精神强健有百害而无一利，然兖兖众生全无心性健全之渴望。随着西学统治的时间推移，力倡西学之人士同样发现问题多多：中国似乎确实具备一种韧性极强的文化传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观念似乎折而不弯、弯而不断，社会风气不断恶化的同时，近年似乎再度出现反弹，“国学热”、“读经班”等在民间抬头，“三字经”、“弟子规”等重新获得社会整体认可，再入小学课堂。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科学、理性等西学的核心价值观念，迅速登上至高无上的价值神坛，却有尚未站稳便被拉下的危险。今日中国之文化思想界，中西冲突大幕拉开后剧情不断推演，中学处于守势，感叹西学攻势太猛，多数本土学人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态，进行理念上的坚守；西学处于攻势，感叹中学守势太强，僵而不死之余反渐露生色，颇有转守为攻的战略态势。伴随着西方本土对文艺复兴后的再反思和后现代思潮的解构，现代性的弊端和危害日渐为更多有良知的西学人士所抛弃，日趋转投东学阵营。中西哲学思想的冲突中，中学防御西学进攻阶段似乎就要走到尽头，相持阶段即将拉开序幕，会通前景尚不明朗，然笼罩在头顶上空的西学阴霾正在逐渐淡去。
本土卓绝学人在西潮冲击下，以历史眼光看到了中西会通的必然。如1911年王国维先生指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7] 陈寅恪更明确指出了中西会通之要，“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国民族之地位”。[8]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只有世间学问之整体，而无东西你我之分。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中西先知圣贤的思想，都是全人类的财富，而非一国所有。只存在后人从前贤财富中继承发扬多少之问题，而不存在前贤思想属于哪个国家的问题。因而，为保存中学而抵制西学和为光大西学而贬低中学都是与现实相悖的。如何走上更好的中西会通之途，将是未来世界哲学必然承担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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