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关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观的思考,归结起来,就是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坚持和贯彻历史主义原则。这一原则表现为时间向度与空间向度两个方面。从时间向度看,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首先要处理好中国哲学开展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在这里,需要有“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尤其需要把握好一个“变”的问题,不仅要看到19—20世纪中国哲学在一百多年间的变化发展,而且要看到这种变化发展中还有哲学形态的转变与哲学传统的更新。这种哲学形态的转变与哲学传统的更新,可以说是一种更值得重视的“古今之变”。从空间向度看,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还要处理好哲学史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在这里,需要有“近代中国”的历史意识,要重视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与19—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的密切关联,要重视那些直接来自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问题,要重视环绕这些问题所出现的不同哲学思潮间的相激互动,要重视在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基础上所出现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如能在这两个方面都坚持和贯彻历史主义原则,那么关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就能获得一种真实厚重的历史感,既能深刻把握这一段哲学史的主轴与脉络,又能为这一段哲学史开拓出广阔的研究空间。
【注释】
[2]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3]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
[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卷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7页。
[5]严复:《主客平议》,《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页。
[6]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1页。
[7]同上,第482页。
[8]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585页。
[9]梁漱溟:《朝话》,《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第8卷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页。(www.xing528.com)
[11]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12]李大钊:《Bolsh⑤vism的胜利》,《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13]丁文江:《玄学与科学—— 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14]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00页。
[15]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308页。
[16]同上,第311—312页。
[17]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
[18]冯契:《“通古今之变”与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冯契文集》第8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8页。
[19]冯契:《中国近代哲学史史料学简编》序,《冯契文集》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页。
[20]冯契:《“通古今之变”与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冯契文集》第8卷,第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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