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问道中国哲学的现状与前瞻

中国哲学在自商周之际至鸦片战争前的自成一系、源远流长的开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古代传统。这一传统固然有着巨大的历史惰性力，但随着19—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与思想世界的大变动，特别是在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深刻影响下，也必然发生变化，以至更新。这就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新传统，即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相区别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也可称之为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

由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以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为其总特点，因此，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是在中西古今文化及其哲学的碰撞、交流、融会中实现的。这就使得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从内容上看，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一些属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因素，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实现。这些古老的哲学因素，因其巨大的影响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过程中积淀保存下来，转化成为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有机内容。经世致用学风重实际、重现实、重实践的求实精神，公羊三世说所讲的“小康”与“大同”的历史演进，民本思想所强调的对“民”的重视、尊重与爱护，就是这样的因素。这些属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因素，积淀并保留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表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之间绝非截然的断裂与对立，而是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

第二，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又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哲学的强烈影响下实现的。西方哲学中那些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内容，特别是那些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经过中国化过程后，逐渐为中国思想世界所吸纳和融会，成为19—20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复所说的“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就是这样的内容。这些外来的因素，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不相同的重要内容，表明中国哲学传统确实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中获得了更新。

第三，中国哲学家在19—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条件下，通过吸取、消化、综合、融贯中西古今哲学资源，进行了自己的新的哲学创造，通过近代形态哲学体系特别是现代形态哲学体系的建构，彰显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家的原创性智慧，标示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实现。这些新的哲学创造，当然是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最为重要的内容。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主体。

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既有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继承，也有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更新。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并不是脱离了数千年中国哲学发展大道的思想歧出，而是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只是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继承相比，处于主导性的位置，有着更多的内容和更大的影响。这种状况的出现，其实也不足怪。如非这样，有着数千年厚重历史的中国哲学，要在短短一百多年间实现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这一特点，使人们在看待它、理解它的时候，往往不易做出准确的把握。正是这样，在如何看待、理解、把握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具体地看，这些不同的看法可大致归纳为两种观点。(www.xing528.com)

一种看法是竭力否认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存在及其合理性。这种观点认为，从商周之际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哲学是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孔子开启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的主流，这就是中国哲学传统。至于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及哲学大量传入中国，中西古今文化及哲学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哲学蓬勃开展，则是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冲击、破坏和背离。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只存在着一种传统。这种观点多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主张。早在新文化运动初始之时，杜亚泉就已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强调中国思想数千年来有着自成一系的传统，认为：“我国先民，于思想之统整一方面，最为精神所集注。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后世大儒亦大都绍述前闻，未闻独创异说；即或耽黄老之学，究释氏之典，亦皆吸收其精义，与儒术醇化。”^[15]因此，他坚决反对引入西方思想来冲击和破坏中国思想传统，认为：“吾人往时羡慕西洋人之富强，乃谓彼之主义主张，取其一即足以救济吾人，于是拾其一二断片，以击破己国固有之文明。此等主义主张之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16]这一观点，到今天仍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认同和延续，以反对“激进”、反对“西化”、反对“反传统”为旗帜，形成对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否定性批判。按照这些观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的大多数思潮，不是属于激进主义就是属于全盘西化，因此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合理性是难以成立的；在这些思潮中，大概只有现代新儒学才是唯一在激进主义与全盘西化之外而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相接续的，才体现了中国哲学在19—20世纪开展的正确方向。总之，按照这种看法，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似乎只是对以往中国哲学传统的大破坏大断裂，中国哲学的传统更新其实只是“反传统”。

另一种看法，则是认肯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存在及其合理性。这种看法认为，中国哲学在数千年的开展中固然形成了自己的古代传统，但这种传统并不是永远如此、凝固不变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哲学经历了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变，从而促使中国哲学的传统出现了改造与更新，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并不是只有一种传统，而实际上由于传统的变迁、转化和更新，存在着两种传统。主张这一观点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者，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17]在这里，他从总的文化变迁上立论，指出了中国学术和思想传统在鸦片战争后有一个更新问题，揭示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这一新传统形成的代表人物与主要环节。冯契在对近代中国的哲学历史进行反思时，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问题，指出：“现在人们一谈到传统，往往专指古代传统。我们有五千年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一百余年间（主要是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18]在这里，他明确地强调了中国文化发展中存在着古代传统与近代传统，主张在重视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近代传统。冯契进而认为，伴随中国文化传统的转变，中国哲学传统也经历了由古代传统而近代传统的历史性转变。他反复指出：“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19]“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20]冯契所说的中国哲学近代传统，也就是笔者所说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或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

这两种看法，不仅涉及对中国哲学历史的理解，而且还关涉到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在今天谈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时，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中国哲学传统的问题。如果持前一种看法，就会把21世纪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定位于古代形态中国哲学或现代新儒学，要求21世纪中国哲学只是接着19世纪前的古代形态中国哲学讲，或至多只是接着20世纪中的现代新儒学讲。如果持后一种看法，则会把21世纪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定位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要求21世纪中国哲学沿着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继续走下去，而不是置19—20世纪中国哲学于不顾而以19世纪前的古代形态中国哲学作为出发点。这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将深刻地影响到21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

当然，以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作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出发点，需要对这一传统做具体的了解和深刻的把握，需要有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里，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全部积极成果的继承，另一方面是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不足与局限的改造与克服。所谓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全部积极成果的继承，就是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视域出发，从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相关联的哲学运动中，发现、肯定、继承对促成这一转型起过积极作用的全部哲学探索和思想创作，不仅发现、肯定、继承其中的那些中国古已有之的因素，而且要发现、肯定、继承其中的那些中国今才有之的因素。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都是20世纪中国哲学全部积极成果中的重要内容，都是值得21世纪中国哲学重视和继承的中国今才有之的因素。把这些内容和因素都视为“激进”、“西化”、“反传统”而加以拒斥和抛弃，仅从中国古代哲学资源出发，在儒家哲学中打圈圈，是不可能建构出能够回答21世纪诸多重大哲学问题的新的中国哲学理论形态的。所谓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不足与局限的改造与更新，即要求对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取历史批判的态度，看到由于时代条件和哲学家自身条件的诸多限制，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也存在着不足和局限。这种不足和局限，其最为主要者，一是在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过于急迫和短促，一些在今天看来值得认真探讨的重要哲学问题未能深入展开，如价值问题、自由问题、民主问题、平等问题、个性发展问题、社会正义问题等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得到充分的探讨；二是在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哲学的直接影响下实现的，因而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及哲学的吸取与继承尚有许多不足，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核心的和精华的内容及其现代意义没有得到有效的阐释与充分的显发，即使是现代新儒学所建构的一系列本体论体系也存在未能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打成一片的困境。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在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对中国哲学现代传统进行完善、加以发展的问题。

因此，以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作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出发点，既是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继承，也是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更新；既是直承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而做新开展与再创造，也是对全部中国哲学传统的新阐释与再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