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现代转型：思潮全览

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中，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中，涌现了诸多不同的哲学思潮，此起彼伏，相激互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所谓哲学思潮，是指一定时代的哲学家们由一定的致思趋向和价值认同所形成的哲学思想的开展。同一哲学思潮中，往往出现了许多哲学家，他们一方面有着个性化的哲学创造，另一方面又有着大体一致的致思趋向和价值认同。通过对哲学思潮的研究，既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走向与学术源流，又可以从一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一个时期的哲学发展，从而使哲学史研究获得比较明晰的线索。因此，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研究中，对哲学思潮的研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这些哲学思潮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除了相互争鸣、彼此交锋外，又往往相互交叉、彼此纠缠，并不是截然分开、完全不同的。这样一来，就使得如何认识与把握19—20世纪中国哲学思潮，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性。这种困难性集中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是把19—20世纪中国哲学思潮划分得过于简单。早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一些哲学家衡论当时的哲学思潮时，这一问题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例如，艾思奇在 1933年所写《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把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哲学划分为三大思潮：一是“输入底资本主义型之哲学”；二是“封建底哲学传统之不断的复归”；三是“唯物辩证法哲学”。贺麟在1945年所著《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把近50年的中国哲学发展划分为三大思潮：一是实用主义，其政治背景是自由主义；二是辩证唯物论，其政治背景是共产主义；三是古典哲学的新发展，其政治背景是三民主义。在最近30年中，随着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开展，很多学者又提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三大主要思潮。笔者则在199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中，提出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三大主要思潮。以后随着对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笔者逐渐感到自己的这种思潮划分，固然仍能适用于对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的解释，但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做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就很难作周延的解释和准确的说明，需要做一种新的拓展。

第二个问题是把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层面的思潮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第一个问题导致的。由于对20世纪中国哲学思潮划分得过于简单，因而往往把一些有交叉内容或近似内容的不同思潮，都视为一种思潮。如科学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思潮，原本是三种不同性质的思潮，但由于其中存在着交叉的内容，如胡适既是科学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还是西化思潮的提倡者，因而就有不少研究者把这三种思潮混而视之，以为就是一种思潮。其实，这三种思潮所探讨的问题并不是相同的：科学主义思潮对科学的意义与价值做了放大，强调哲学要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最核心的问题是哲学要不要沿着本体论的路向发展；自由主义思潮追求的是以个人自由为原则的民主政治制度，讲的是一种政治哲学；西化思潮则凸显了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是一种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论。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像胡适那样将这三种思潮集于一身者，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张君劢、徐复观都是20世纪中国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们都不赞成科学主义和西化思潮，而是哲学上的人文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在1923—1924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张君劢作为玄学派的代表，与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就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立场。在20世纪50—60年代台湾中西文化问题论战中，徐复观与胡适、殷海光、李敖等西化思潮主张者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就表现出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态度。又如，金岳霖是科学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却不是西化思潮的主张者。他在建构自己的“道论”体系时，强调“道”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最核心的概念，并吸取“道”作为自己本体论的最根本的概念。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本体论具有“中国味”，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生命情感和理想追求。因此，把19—20世纪中国哲学中环绕不同哲学问题展开的思潮混为一谈，妨碍了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深入研究。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笔者认为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研究中，应当把哲学思潮的划分同哲学问题的划分结合起来，根据各种思潮对哲学问题的探讨来区分不同性质的哲学思潮。因为某种哲学思潮，总是针对某种哲学问题而发生、而发展的。环绕不同层面的哲学问题，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思潮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根据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基本问题，可以把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思潮做一种结构性、层次性的划分。

第一，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环绕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及其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三大思潮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相继出现于中国思想世界。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互动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13]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劢认为现在正是“新玄学时代”^[14]；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但又表现出明显的科学主义化倾向，强调只有作为社会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以后，现代形态中国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沿着认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有代表性的本体论、认识论体系，都是在这三大思潮的探讨与互动中建构的。(www.xing528.com)

第二，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环绕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逐渐形成了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唯物史观三大历史观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形成了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三大文化思潮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其中，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又有十分复杂的思想派别，不可一概而论。在这些思潮的复杂联系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前期冯友兰的历史哲学、晚年梁漱溟的文化哲学，都曾吸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吸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吸取了重视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而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直接结合起来。此外，在20世纪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环绕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也会形成一些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在当时却颇有影响的思潮，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战国策派思潮即是一例。

第三，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环绕政治哲学问题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哲学思潮。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引入西方政治思想及政治哲学，提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新设计，政治哲学思潮开始出现新格局。在19世纪下半叶，前后出现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阶级反抗运动与早期改良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更有不同政治哲学思潮相互激荡，影响一时，如以严复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三民主义思潮、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的政治哲学等。经过这一时期的思想论争与政治实践的选择，环绕政治哲学问题，形成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潮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间既有过联盟，又有过分歧；既有过对抗，又有过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等，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吸取。这三大思潮之间关系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正是在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的相激互动中，显示出了自身的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的诸多思潮，通过这一结构性、层次性的划分，可以说得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分疏和比较清楚的展现。由此来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能够透过纷繁复杂、起伏纵横的哲学思潮，对其基本格局和基本框架有一个更为明晰的把握。需要说明的是，从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来划分哲学思潮，并不是要把这些哲学思潮做一种截然的分开。一些不同层面的思潮，在实际的历史中本是一个统一的思潮，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学就是如此。但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说明20世纪中国哲学进程的复杂性，在这里做了不同问题层面的划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做了三个问题层面上的展开；现代新儒学在本体论问题上作为人文主义思潮的主流，而在文化观问题上则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派。不同层面问题上的思潮，其间当然也存在着联系，有的甚至还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例如，科学主义思潮与进化史观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正是科学主义思潮以进化论为科学方法，以此解释历史、说明现实，导致了进化史观风行一时；又如，现代新儒学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也是一致的，他们建立的本体论体系分别称之为“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就很直观地反映了两者间的联系；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与由他创立而后成为了国民党政治哲学的三民主义之间，也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

除了这三个层面的哲学思潮外，在19—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还存在着各种具有哲学内核的社会思潮。与作为观念形态的哲学思想相比，这些社会思潮与实际生活、社会实践、下层民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吸引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响应与参与，甚至演变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而不只是少数哲学家的学问，不只是局限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中。但就这些社会思潮最核心的内容看，往往仍然是以哲学家思想家的思想创造为其主体，而非仅为群体性的心理认同和心理表达。特别是一些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具有鲜明奋斗目标的社会思潮，其间都存在着经过哲学家思想家的自觉创造而形成的哲学内核。这些具有哲学内核的社会思潮，往往是环绕某一具有哲学内容的社会问题或文化问题产生的，如环绕女性主义问题产生了女性主义思潮，环绕教育哲学问题产生了教育哲学思潮。在一些有很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中，还包含着对多方面哲学问题的思考，如在19世纪末的湖南维新思潮中，就包含着有关本体论、文化观、历史观、政治哲学的多层面哲学思考。这些思潮既有许多非哲学的成分，同时又具有哲学的内核，构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的一些边缘性思潮。这些思潮尽管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中处于边缘的位置，但却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有其自身的活力与价值，并在19—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同样值得重视和研究。

总之，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对哲学思潮的研究与对哲学问题的探讨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说哲学问题是19—20世纪中国哲学之网的网上纽结，那么哲学思潮就是19—20世纪中国哲学之网的网上主线。以问题为中心，以思潮为线索，这样一来，就可以比较好地把握19—20世纪中国哲学之网了，比较好地展开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研究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