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基本问题及前景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所造成的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上的重构与转变，集中表现为哲学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的改变。也就是说，19—20世纪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由此而显示出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上的重构与转变。在这一转型中所出现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首先就在于形成一种新的哲学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因此，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应当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把握、来探讨。

在哲学史研究中，对哲学问题的重视与对哲学范畴演变的重视，其指向、其意义是不相同的。对哲学范畴演变的重视，所凸显的是哲学观念之间的联系；而对哲学问题的重视，所凸显的是哲学观念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哲学观念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在于：文化历史确定了哲学观念的特殊性及其在哲学史上的位置。哲学观念尽管有其抽象性、思辨性，但其根源仍在于文化历史之中，是经验世界的升华物。正是这样，尽管哲学有着自身的提问方式和问题，如本体论、认识论等问题都是哲学史上的老问题，为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反复探讨、不断思考，从而形成了哲学发展的内在的逻辑环节和逻辑进程；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哲学家往往基于各自的时代和传统，对这些提问方式和问题作出各具文化历史特点的理解和回答，因此哲学发展的内在的逻辑环节和逻辑进程，实则是与文化历史密切联系的。在哲学发展中，除了这些哲学史上的老问题外，还有着直接来自具体时代、具体民族的文化历史的提问方式和问题。这些特殊的提问方式和问题，往往不属于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问题，并不是其他时代、其他民族哲学发展中都会出现的；也往往与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问题相比，处于一种哲学史与思想史交叉的边缘性位置，其哲学理论不那么具有思辨性，其哲学意味也不那么浓厚。但正是这些特殊的提问方式和问题，使得哲学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各异的民族风格。这两类哲学史上的问题，从不同的方面显示了哲学观念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在哲学史研究中都值得重视。

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存在着这两类提问方式和问题：一方面，19—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对于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问题作出了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转换，在本体论、认识论等问题上多有创获；另一方面，19—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对于那些直接来自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问题予以了重视和思考，如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家反复探讨的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全球化问题、现代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就是这类直接来自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问题。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基本问题，来自这两类提问方式和问题。环绕这些哲学问题所展开的哲学思考，构成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使得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既具有内在的逻辑环节和逻辑进程，又呈现出绚丽多彩的色调和鲜活跃动的生命力。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基本问题，由于来自这两类提问方式和问题，因此相互之间不都是并列的，其间存在着层次性和结构性。从逻辑上看，即从哲学观念由一般到特殊、由抽象到具体看，这些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最抽象的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居中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最具体的是政治哲学问题。

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哲学自身长期以来探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本体论问题尤为古老。随着哲学形态的发展，本体论变换自己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在对本体论的反复探讨中，哲学家们或建构一个个哲学体系，或解构一个个哲学体系，由此而申发理想，寄寓希望，倾注感情，寻求智慧，重建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西方哲学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是环绕着本体论、认识论问题而展开的。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同样也是环绕着这些问题来进行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哲学家基于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传统，对于这些问题作出了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回答，从而以抽象的形式探讨并建构中华民族的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近代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通过这种思考和探讨来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通过这种思考和探讨来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也通过这种思考和探讨来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方法。因此，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提问方式和问题，是以本体论及认识论问题为其中心和重心的。(www.xing528.com)

历史观、文化观问题中的一些内容也可以说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问题，但更主要的内容却是与19—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和中国文化的选择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鸦片战争后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而发生巨大变迁的历史，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而造成中西古今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会的历史，是中国由封建社会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急剧转变的历史。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历史这一天翻地覆大变局？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和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是时代向19—20世纪中国哲学家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19— 20世纪中国哲学家必须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得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中国哲学家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而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又是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19—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不是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而与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相联系。

政治哲学问题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有着特殊的含义，所要直接回答的主要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哲学史上的老问题，而是一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直接提出的问题。在这一文化历史大变迁中，环绕“中国向何处去”而展开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些都成为19—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所没有的，也往往与现实政治纠缠在一起而较少思辨性，但对于19—20世纪中国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引起了中国哲学家反复的思考与探讨。正是通过这种反复的思考与探讨，逐渐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

除了上述三个层面的基本问题外，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是以社会问题或文化问题的形式出现的，而不是以纯粹哲学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但同样意义重大，不可忽视。例如，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女性主义问题，原本是作为社会问题提出的，但其中有关性别意识、家庭观念、女性伦理、男女权利诸问题，都包含了哲学层面的探讨，所以实际上又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又如，新文化运动中凸显出的中国教育思想问题，原本是作为文化问题提出的，但其中又必然涉及人性改造、人格培养、教育民主诸问题，需要在教育哲学意义上进行总体性的探讨，而这种探讨对于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和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还包含这些具有哲学内容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的多方面的联系，也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丰富内涵，是研究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时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