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总特点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尽管是在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强烈影响下发生的，参照了西方哲学的转型尺度，吸取了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但并不就意味着是对西方哲学发展进程的简单模仿、照抄照搬，也不意味着是用西方人的哲学思维与哲学话语来代替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与哲学话语，更不意味着是把中国哲学的发展由此纳入西方哲学的轨道，而是有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基础、背景与传统，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具体地说，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在近代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进行的，是通过由古代形态中国哲学而近代形态中国哲学而现代形态中国哲学实现的。因此，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又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通过两种哲学运动鲜明地呈现出来：一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一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这两种哲学运动，在实际的哲学发展中是合为一体的，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总特点。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哲学中的各种理论、体系、思潮先后传入中国思想世界，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起了示范作用和推动作用。但这些传入中国思想世界的西方哲学思想，在影响、促进、参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既显示了自己的世界性的一面，又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作一种新的理解和阐释，即需要经过一番新的思想创作，或者在古代形态中国哲学的传统中找到契合处，或者参与到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来。只有经过这种新的理解和阐释，经过这番新的思想创作，从而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或发展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一种外来的哲学才有可能真正为中国人所接纳，进而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使自己逐渐转化成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可以说，这是任何一种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产生影响的西方哲学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

20世纪30年代，孙道升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曾把现代中国哲学开展按对待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态度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纯宗西洋哲学”，一是“兼综中西哲学”。前一系统是照抄照搬西方哲学，西洋现代有某派哲学，中国现代也有某派哲学，如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唯物论、新唯心论。后一系统则有一种创造的意味在里面，是糅合中西两种哲学而组织成功的，如唯生论、新法相宗、新陆王派、新程朱派。在这里，孙道升认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有一部分派别是纯粹由外国引进的，是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外国人的东西的。但他所列举的“纯宗西洋哲学”诸派别，实际上都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并不存在那种“纯宗”的性质。如实用主义哲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胡适引入中国思想世界后，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作了与其原来的意义不尽相同的变形。本来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并不是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也不仅仅是对科学方法的看重和强调，但胡适却极力凸显了实用主义看重和强调科学方法的方面，进而把实用主义解释成为就是一种科学方法，纳入到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主义思潮中来，从而使实用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的狂飙突进相伴随相结合而影响一时。又如被称为新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更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再到冯契的“智慧说”，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吸取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解读、重新创造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思想世界的深刻影响，正是通过不断的中国化而实现的。由此可见，中国哲学家在接引西方哲学过程中，不只是起传声筒的作用，也不仅仅充当翻译家的角色，而显示了自己的创造性。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所追求的目标，是要把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引入中国思想世界，并不是要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的自性、特点与传统进行大部的或基本的消解，使西方哲学只剩下与古代形态中国哲学相似相通的内容。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往往是西方哲学中具有世界性的内容。自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之所以积极地学习、引入、吸纳西方哲学，正是为了从中获得这些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使中国哲学从这些新的思想资源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从而塑造中华民族的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早在20世纪初，严复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5]因此，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运动中，又必然有选择地保留和自觉地吸取西方哲学的这些核心观念，使之转化为近代形态中国哲学或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内容。胡适引入实用主义，尽管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作了变形，但他所强调的“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仍然鲜明地体现了实用主义的基本观念，精辟地表达了实用主义对经验、实践、真理、历史的独特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样如此。尽管在百年间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中国化阐发，但只要这种阐发是真正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中又总会有着共同的核心观念，如唯物史观对生产力与经济基础决定性作用的重视，唯物辩证法对实践意义的强调，社会主义对平等价值的追求。诚如艾思奇所说：“中国化绝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相反地，愈更要能够中国化，就是指愈更能够正确坚决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6]他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就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正因为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万能’的。倘若它没有这一般的正确性，倘若它仅仅是特殊的东西，那就完全谈不到‘化’的问题了。”^[7](www.xing528.com)

正是这样，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所带给中国哲学的，主要是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而这些观念为中国思想世界所接受吸纳，也就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早在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就已经在自己的古代形态中孕育了近代形态的因素，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并没有能够发育成熟，从古代形态中国哲学的母体中产生出独立的近代形态中国哲学。对于这一哲学文化现象，侯外庐在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研究中作过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形象而深刻地称之为“中国近代思想难产”^[8]。这种近代形态中国哲学的“难产”，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才由于鸦片战争所开始的中国文化历史大变局而改变。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先后引入中国思想世界，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哲学思想发生了深刻影响，才使得古代形态中国哲学遇到了来自外部的强烈挑战和猛烈冲击。在西方近代和现代哲学思想的启迪下，中国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检讨、批判古代形态中国哲学，力图创造新形态的中国哲学，重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即使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在时代风潮影响下有此自觉。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梁漱溟就说过：“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9]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固然是对古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超越，但同时又与古代形态中国哲学有着联系。中国哲学在数千年自成一系的开展中，积淀了丰厚的资源，形成了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具有巨大的历史惰性力、影响力、渗透力，制约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这种制约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古代形态中国哲学以其传统的巨大力量，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有着阻碍作用，是造成“中国近代思想难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古代形态中国哲学中的一些因素，又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些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起着促进作用的传统因素，就其性质来说十分复杂。其中的一些内容，属于明清之际在古代形态中国哲学中就已孕育的近代形态的因素，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构想，就是这类因素的典型体现。梁启超就曾结合自己投身维新变法的亲身体验说明这种因素的存在与作用，指出：“宗羲……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10]还有一些内容，则是古代形态中国哲学中很早就已存在的因素，本身并没有什么现代性可言，但却也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发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如经世致用学风、公羊三世说、民本思想，就是这类因素的典型体现。在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下，中国哲学家在鸦片战争后直面中国文化历史的大变局，冲破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积极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引入、接受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促成了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公羊学的三世进化观念则成为19世纪先进中国人主张改革、进行维新的哲学根据，中国哲学家通过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进化理论的结合，重新复活了儒家政治哲学中“小康”与“大同”观念，用以标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为古老的大同理想注入了全新的内容。至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更成为中国先进思想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桥梁。李大钊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他自身的思想因素上看，在于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已经通过吸取儒家民本思想资源，如《诗经》所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尚书》所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形成了重视人民大众在历史中作用的民彝史观。在他看来：“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11]在人民大众的自身生命中，自然地存在着一种合乎道理、努力向善的本性，这种本性具有冲破蔽障、照明世界的巨大作用。所谓历史活动中的人心向背，实际上由每个普通之人自身内在的善的观念和道德的准则所支配，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选择。正是基于对民心中理性主体和至善追求的信赖，正是基于对民心向背所体现的历史合理性的尊重，使李大钊在当时诸多先进中国人中首先敏锐地觉察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并加以认同，认为：“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12]这些哲学文化现象表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既是对古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超越，又是对古代形态中国哲学的继承。换言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在这种超越与继承的张力间开展的。

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总特点，清楚地显示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既有与西方哲学发展相似相通的一面，又有与西方哲学发展不相同的一面。相似相通的一面，反映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改变了中国哲学原来的长期封闭状况，汇入了世界哲学进程；不相同的一面，则反映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将继续保持中国哲学的自性、特质与传统，而与其他民族的哲学相区别。只有看到这一总特点，才能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有深切的了解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