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主轴线：19-20世纪现状与前瞻

鸦片战争以来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开展相比，首先在哲学文化风貌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在中国哲学史上，还没有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像19—20世纪中国哲学，吸取了那么多西方的思想，改变了那么多传统的内容，在中西古今哲学的碰撞、交流、融会中，涌现了众多的哲学人物、林立的哲学派别和纵横起伏的哲学思潮，由此而造成了中国哲学的空前大变动。这种哲学文化风貌，不仅就其复杂性、多变性言，而且就其创新性、深刻性言，都是以往时代的中国哲学开展所难以比拟的，即使是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先秦哲学中也未曾出现过。这种创新性、深刻性在于，在这一个多世纪纷繁复杂的哲学格局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主轴线，即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可以说，只有这种哲学形态的历史性转变，才是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最本质、最深刻的东西。

所谓哲学的形态，是指哲学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一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规定了一定时期哲学的致思趋向和话语系统，规定了一定时期的哲学文化风貌，使之与以往时代的哲学呈现出明显的区别。哲学的形态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基本不变，但又不是凝固的、永恒的、僵硬的，不仅有量的变化，更有质的更新。随着文化历史变迁的影响，随着由之而来的思想世界的变化，哲学的形态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变化，由旧的形态逐渐转换成新的形态。这种哲学的形态由旧而新的转变，就是哲学的转型。因此，所谓哲学的转型，是指哲学的一定的思维方式所发生的质的飞跃及其新质的展开，是指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的转变。正是由于有哲学的形态转变，所以造成了哲学发展的大的阶段性的区分。

从世界哲学发展的视域看，不同民族的哲学思维方式在历史上都存在着转变的问题，不可能固定在一种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上，因此不同民族的哲学都有自己的转型。但这种转型，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尤为鲜明和典型，呈现出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相当分明的发展阶段，其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表现出明显的质的差异性。自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伴随着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向前近代的非西方民族传播，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与这些非西方民族原有的哲学发生冲突与融合，促使这些非西方民族的哲学由古代形态转向近代形态再转向现代形态，从而促成了不同民族的哲学走向世界哲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哲学由于这种示范作用和推动作用，被赋予了一种世界性，使得前近代的非西方民族在进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后，必须引入、学习、吸纳西方哲学的思想内容。这样一来，西方哲学的转型，就往往成为研究者们衡论不同民族哲学转型的一个尺度、一个参照系。在考察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转型问题时，也少不了使用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而且，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就是通过中西古今哲学的彼此争鸣、相互激荡、重新熔铸而实现的，因此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与19—20世纪中国哲学就有着内在的历史的联系，并不是研究者们主观地从外部强加到中国哲学自身的进程上的。可以说，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本身就内在地历史地蕴含着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

通过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来看中国哲学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鸦片战争以来19—20世纪中国哲学同样经历了现代转型，这一转型呈现出两个大的阶段：在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而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哲学又开始了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早在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已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封建统治者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开始从政治哲学入手思考这种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自改革”^[2]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首先开眼看世界，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3]的主张。龚、魏的新思想，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的开展，使得中国人的历史观、文化观和政治哲学最终超越了古代哲学的框架与内涵，正如梁启超所说：“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4]到了19世纪最后10年，康有为、谭嗣同、严复进一步在哲学本体论问题上取得了新突破。康、谭沿着中国古代哲学杂糅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传统，把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观念结合起来，建构起具有近代哲学特征的本体论体系。严复则引入西方近代经验主义传统与现代实证主义原则作为新哲学的基础，解构中国古代哲学杂糅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传统，建立起以牛顿力学与达尔文进化论为框架的科学宇宙论，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完全近代意义的哲学体系，同时又成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端。这样一来，中国哲学仅仅用了短短大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并进而开始了向现代形态的转变。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哲学中的不同思潮相继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家对于西方哲学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如果说严复对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科学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进化史观都有开启之功，那么王国维则开始把西方人文主义哲学引入中国，并敏锐地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中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分歧与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这时传入中国，受到当时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的关注和介绍：朱执信于1906年在《民报》上发表长文《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第一次把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兼哲学家介绍给中国人；孙中山于1912年在上海发表公开演讲，首先在中国内地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名著《资本论》。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更是意义重大。新文化运动中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分别凸显和深化了中国人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政治哲学问题、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使得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由此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哲学家开始融会中西古今哲学资源，建构了代表不同哲学思潮、具有不同哲学风格的本体论、认识论体系，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道论”与“知识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张岱年的“天人五论”等等。这些各具个性与特色的哲学体系化创作，成为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标志性成果，对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开展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以后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展，都与这些标志性成果分不开，或是沿着这些成果的思路进一步拓展，或是针对这些成果的问题进一步探索，或是根据这些成果的思想资源进一步综合创新，从而从不同方面推进、深化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发展相类似，也经历了从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变；正是这种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构成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主轴线。只是与西方哲学的转型相比，中国哲学的转型属于后发生型，因此难以像西方哲学那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然而充分地完成转型，而只能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十分急促而紧张地实现形态的转变，其局限与不足就自然难以避免。尽管如此，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发生及其意义则是不可否认的。

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之所以会形成两种不同的哲学史观，产生出两派不同的看法，是否认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正是其关键。看不到这一主轴线或否认这一主轴线，当然只会把中国哲学在19—20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理解为对中国哲学的自性、特质与传统的冲击和破坏，否定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创新性、深刻性。相反，只有抓住了这一主轴线，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哲学在19—20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揭示其间所蕴含的创新性、深刻性，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作出正确的看待、本质的理解和合理的书写。换言之，只有抓住了这一主轴线，才能建立起合理的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