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思想与哲学理论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

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当代思想和哲学理论。这里所谓“属于自己”，当有二义。一是“属于”哲学家或中国哲学学者“自己”；一是“属于”中国学术和文化“自己”。两者实一体两面，本不可分。孔子既主“学者为己”^[36]，又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既倡学贵“深造自得”，^[37]又特强调“论世知人”，“尚友”古圣。^[38]都表现了在为学上这两者统一的精神。黄宗羲著两《学案》，其《明儒学案》《序》与《发凡》对中国思想学术这一为学精神的讨论，颇具代表性。黄宗羲以“殊途百虑之学”、“一本而万殊”概括为学之道。认为理非“悬空于天地万物之间”。学问思想，不出一途，“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为学必“穷此心之万殊”而成一家之言，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宗旨”和思想系统，才能证显那个“理一”和同归一致之“道体”。反之，学无宗旨，便只能是“倚门傍户，依样葫芦”，实无学术可言。^[39]濂、洛、关、闽、陆、王，殊途百虑，悉“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40]其学问“宗旨”，各各有别；经典及其意义系统据此得以重建，而文化生命根源性的获得，亦使其共通的理论视域及思想世界得以构成。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既被视为“道”的实现方式，同时亦被理解为思想学术之生产和存在的方式。^[41]宋儒提出“理一分殊”的观念，其义与此相通。不过宋明儒学的着重点，更强调由“分殊”上来证显“理一”。黄宗羲所谓一本万殊、殊途百虑之学，正凸显了这一精神。

在中国当代哲学的研究中，上述经典诠释传统发生了断裂。时下中国学界其实并不缺少各种各样的哲学理论，而真正缺乏的却是根源于中国自身历史传统并由之而观照现实社会人生所成的“属于自己”的哲学理论。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理论，基本上从外面现成“拿来”，就中国学术和文化而言，它不属于我们“自己”。这一理论，又表现为一种一元性而未能真正差异化的解释原则，它成为横亘于中国哲学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间的一个第三者或外在的评判标准，亦不属于中国哲学学者“自己”。缺乏这种不同层级个性化而“属于自己”的理论原则，则所谓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学术研究，亦只能蜕化为某种资料性的整理工作，成为属于过去时的不相干的历史知识。如前所述，哲学是一种有生命的“活的东西”。生产性或创造性，是哲学作为思想的一种本性。它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其自身思想建构及不断生成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作为思想的原则，对文化学术诸领域产生某种辐射作用，表现出一种巨大的理论透视和解释力。而只有“属于自己”或植根于自身历史传统慧命的哲学理论，才能内在地具有这种思想的创造性和生产性。另一方面，哲学史是思想的历史，它只能向思想者敞开其自身。显然，一个缺乏自身独立思想，只能把其思想传统当做过去时之知识的时代，它的哲学史的知识，亦失去了它作为思想的真实性，成为虚假的、坏的“知识”。^[42]这样的哲学史知识，当然无助于真实的思想创造。可见，即就哲学史的研究而言，那“属于自己”的哲学理论建构，亦为每一个时代所必须。

“属于自己”的哲学理论的建构，内在地包涵着一个从学者个体至整个文化传统之不同层级的差异化序列；而哲学学者经由“竭其心之万殊”，深造自得而构成属于自己的学术“宗旨”，则是这一差异化程序之必然的出发点。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哲学学科建立的初期阶段，学者所拥有的深厚传统学养和人格教养、理论原则多元化的选择空间，使其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宗旨；因此，当时作为哲学理论创造的“接着讲”与作为哲学史学术研究的“照着讲”虽已有学科的分工，但却未产生分裂。之后政治意识形态渗入学术研究领域，一元化的“原理”和解释原则由之形成；学者因此完全失去了其建立自身独特学术“宗旨”的可能性，在理论、思想、精神、生命及人格教养诸层面上与自身的思想文化传统渐行渐远，这便从源头上阻断了上述理论建构的差异化序列。近年来，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在诠释原则的选择上已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但现成“拿来”西方概念模式作为解释工具以“整理国故”的研究方式尚无根本性的改观。外来思想的刺激对于一个时代诠释原则的转变，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一点尤其重要。但是，哲学的概念非抽象的、可以现成搬来搬去的形式，它具有自身的内容；^[43]因而必关联于个体、族群、文化等差异化序列乃能真实地展显出一种共通性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正如食物须经肠胃消化方能营卫身体一样，哲学的理论亦须经由特定历史文化“肠胃”的消化，才能获得活的文化生命意义和起到精神教养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宋明儒对佛教哲学批判性的吸纳，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想实验的范本。

以学者个体自身“学术宗旨”的差异多元性构成为出发点，接续中国传统重建经典及其意义系统的思想生产和“立言”方式，使经典和哲学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真正参与当下思想创造的进程，在此基础上真实展开与其他文明传统的思想对话，那“属于自己”的当代中国的哲学系统和思想世界才能逐步得以形成。

【注释】

[1]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序言》第12页。

[3]参阅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9—439页。

[4]参阅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十一章《明志》，见《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6]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十一章《明志》，见《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314页。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34页。

[8]同上，第42—43页。

[9]参阅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载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一集，上海书店1991年版（据群学社1927年版影印）。许啸天亦在《国故学讨论集》的《序言》中强调，中国所谓“国故”，本无系统，无理知的方法，不能成立“一种有系统的学问”，颇以之为耻；主张用西方科学的方法，整理出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哲学以及工农数理格物等科学的系统。这确实表现了当时学者一种普遍的思路和情绪。

[10]即其1940年代所著《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

[11]参阅《张岱年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1—542页

[12]张岱年先生曾回忆说，他四十年代（1942—1944）受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创立体系的影响，写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等论稿，提出自己初步的哲学系统，“惜乎50年代以后，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后来又遭值困厄，对哲学理论问题存而不论了”（《张岱年全集》，《自序》第3—4页）。在《我与中国20世纪》一文中亦说：“在1957年至1979年的二十年中，我完全放弃了对于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正在经历比较旺盛的时间，却完全钻入故纸堆中，枉费了光阴，这是深感痛惜的”（《张岱年全集》第八卷，第518页）。这对老一辈哲学家而言，是很有代表性的。

[13]《论语·述而》。按朱子的解释，“述”谓“传旧”，“作”即“创始”（见朱熹《论语集注》卷四）。

[14]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

[15]《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16]见《史记·儒林列传》。

[17]《帛书易传·要》篇：“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

[18]《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19]《帛书易传·要》：“《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可知孔子《易传》，要在阐发《易》之“德义”内涵。

[20]《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www.xing528.com)

[21]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22]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23]《孟子·滕文公下》。

[24]《庄子·天下篇》：“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其明而在”、“其在于”、“其数散于”的“其”字，指古之道术而言。

[25]《汉书·艺文志》以《孝经》为“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之书。

[26]《汉书·艺文志》综论诸子之学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才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27]如《周礼·地官·大司徒》职教万民以“六德”、“六行”、“六艺”；《师氏》职“以三德教国子”；《保氏》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教之六仪”；《春官·大司乐》职“掌成均之法”，以“乐德”、“乐语”、“曰舞”教国子。

[28]参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29]参阅蒙文通：《经学抉原·传记第三》，见《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64—65页。

[30]见李景林：《教化的哲学》第六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1]《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论其作《春秋》之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32]王阳明：《传习录上》。

[33]参阅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183页。

[34]《近思录》十四卷，其纲目为：“（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29页。）

[35]参阅《朱子语类》卷第十、第十一；张洪、齐熙编：《朱子读书法》卷一，四库全书本。

[36]《论语·宪问》。

[37]《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38]见《孟子·万章下》。

[39]参阅黄宗羲：《明儒学案》，《序》及《发凡》，中华书局1985年版；《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明儒学案·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0]《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明儒学案·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41]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皆引《易传》“天下同归殊涂，一致百虑”一语概述诸子之学，即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

[42]比如，当哲学史的研究仅仅是在寻求孔子是否唯物论或辩证法，是否是哪个阶级的代言者的时候，这样的哲学史知识，还有什么真实和思想可言？

[43]参阅李景林：《正负方法与人生境界》，第二部分，《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