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与前景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哲学思想的生产与学术研究的两歧。

民国初年的“整理国故运动”，对推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和分科化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基本的精神，就是把中国固有的学问或者“国故”，当做一种客观的资料，而以西方科学的模式和方法，对之加以分类的整理和研究，由此形成新的科学和学科系统。^[9]它代表了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研究的一种基本的路径。

不过，在这一学术转型的初期，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并未完全失其个性或自性。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论，一方面，当时学者自身多具有深厚的传统学养和人格教养，另一方面，他们虽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但对诠释原则却具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在思想和学术上并未失去其思想的原创力与其作为中国学术之个性。结合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以构成自己独立的哲学系统，成为当时学者一种自觉的意识，而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向现代中国哲学形态转化过程中一个最具原创力的阶段。梁漱溟的文化哲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等，都是对中西哲学思想有所取资，而以中国思想为根底所建立的独立的哲学系统。当时的很多中国哲学学者，既是哲学史家，同时又是哲学家。如冯友兰先生，既著有《中国哲学史》，又构建了《贞元六书》的哲学体系。张岱年先生既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类哲学史论著，亦有其《天人五论》^[10]的哲学系统。他们是用自己的哲学来观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对之作出自己的诠释和建构，而非依傍于某种外在的理论。这一时代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史”贯通着“哲学”和“思想”，而史的研究，也往往以创建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为其最终的归宿。

五十年代以后，上述以西方学科模式和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路径继续大行其道，同时，意识形态逐渐代替思想的创造占据了一元化的话语主导地位，这使得传统学术研究既完全脱离社会生活，局限于学院的狭小领域，同时，学院学术中的历史传统，亦更进一步蜕化为单纯“过去”时态意义上的知识、资料甚至古董，完全失去了它作为思想创造本原的文化生命意义。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全国的哲学系集中到北京大学。当时的北大哲学系分四个专业组：逻辑学教研组、马列主义课程教学辅导组、中国哲学史料研究组、西方哲学编译组。在全国大学唯一的哲学系里面，中国哲学的一流学者们所能做的工作，就是辅导、编译和整理史料（这当然是一个极端化时代的一个极端化的例子）。^[11]在这种情势下，哲学的研究完全脱离了思想和理论的生产与创造，成为一种单纯的史料整理和历史知识的传授工作。哲学的思想生产仅为少数领袖人物所领有；老一辈哲学家或被迫进行“思想改造”，或只能放弃原有的哲学思考，而专做“哲学史”的研究或具有唯一性的哲学“原理”的辅导工作。老一代哲学家为此而扼腕，经历了长期的思想挣扎；^[12]以后的研究者，则基本上是放弃了哲学上的思考和创造。基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创造和重建活动由此而终止，“中国哲学史”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代名词。

从哲学思想的生产与哲学的历史或哲学的“接着讲”与“照着讲”的统一本性来讲，我们所谓“中国哲学”，实应包括中国整个哲学界的思想学术活动及其思想成果，而不应仅仅在目前哲学学科划分中二级学科（即“中国哲学史”）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哲学”这一概念。

当前，中国哲学界的状况较之三十多年前有了很大的改观，学者在思想和学术研究两方面拥有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但是，学科分工过细，学科间壁垒森严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的改观。中国哲学界目前的学术结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中西马”三驾马车的格局。这三方面的关系，也是近年中国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这三个方面的功能而论，“马”仍然充当着思想生产的角色，“中”和“西”所充当的，仍然只是“史”的角色。“史”只是知识，不是思想，不是思想的产生者和发源地。这一点，在“中”这一方面，表现得尤其严重。(www.xing528.com)

当然，我们不是说“马”不应是思想的生产者。问题是，“马”不应是脱离开“史”的单纯的“原理”。哲学不存在一般性的原理。一方面，只有经由不同层级的充分的个性化，哲学才真正具有可以相互通达的可理解性；同时，各种具体形态的哲学系统，亦只有充分地向他者敞开以达成自身的普遍化，才能获得其作为哲学的本真意义。哲学的普遍性，实建基于差异互通的“通性”或可理解性。只有真正建基于自身历史传统的哲学，才能具有文化生命的个性，因而具有这样的通性和可理解性。黑格尔“哲学史是哲学的”这一判断，同时亦应蕴含着它的反命题——哲学就是哲学史。冯友兰先生“接着讲”与“照着讲”统一，“旧邦新命”（“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中国哲学观，亦体现了这一精神。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他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都内在地充盈着西方宗教、哲学和历史的精神。胡塞尔的现象学之所以在西方当代思想和诸文化领域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具有强大的思想解释力量，亦是由于它针对西方思想实证主义的倾向，表现了一种复兴希腊理性精神，重建科学、哲学之生活世界意义基础的努力。哲学作为在其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同时表现着它与自身之生成历史的内在连续性和密切的关联性。哲学与自身历史的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其他任何一个学科所不能比拟的。而哲学一旦走向一元化、形式化的“原理”，也就表明了它与哲学的历史传统及世道人心的脱离，宣示了它在思想创造进程和人的精神生活领域中的退场。

就“哲学史是哲学的”这一方面而言，“西”的状况比较好。西方哲学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和逻辑特性，亦使学者较能关注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哲学的思考。而且我们经常看到，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常常会尤其是会在晚年回到中国哲学领域，对其做出很有哲学意义的诠释。

比起三十年前仅把中国哲学理解为“史料”和解说两军对战之工具的状况，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学者对中国哲学史的诠释原则有了较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可以把自身的学术志趣融入到学术研究中去，这使之逐渐有可能秉承传统“为己之学”的宗旨，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学术的研究因而获得了更充分的自由度和真实性。但是，当前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仍然没有摆脱仅仅把中国哲学看作单纯的“史”的窠臼。借用冯友兰先生的用语，中国哲学（狭义的、二级学科意义上的）的研究仍完全处于一种只有“照着讲”而没有“接着讲”的状态。缺失了“接着讲”这一面，“照着讲”便同时失去了源出于其自身的内在性的诠释原则，“思想”仍然只能完全由外边外在地引入。

这样，一方面，思想理论界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多属从外面直接“拿来”，而未能上接民族文化之慧命；另一方面，传统的思想学术文化则仅被理解为“过去”时态意义上的知识、资料甚至古董，不能参与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创造的过程。此即我们所说的“哲学思想的生产与学术研究的两歧”。由此产生出这样一个学术悖论：“中国哲学界”里无“中国哲学”，或者说，存在着一个“无中国哲学”的“中国哲学界”。中国当代思想与文化的建设缺乏内在的原创力，收效亦甚微，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