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研究：现状与前瞻

“哲学”一词，译自西方。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系统中，本无一种被称作哲学的学术部门。上世纪初以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这个现代转型，简单说来，就是按照西方的学科模式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进行分科化的研究，进行重新的学术分类。现代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模式来规划的。我们现在所谓“中国哲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学科分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个学科。

这一现代转型很重要，它是中国学术的研究能够参与当代国际学术对话的一个前提（当然，这只是一个前提。如能真正参与对话，需要中国学术自身具有主体性）。但它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未能建构起中国学术的现代形态，因而导致了它自身学术“自性”和主体性的严重缺失。这在“哲学”一方面表现尤其严重。中国古来讲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即所谓“心性义理之学”或形而上学（取《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之义）这一面，是这一学术文化系统的形上学和价值的基础。这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系统中，属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围，所以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用“哲学”这一思想学术范式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有效性，颇有质疑。管见以为，两千余年的哲学史表明，哲学总是以不同层级的具体个性形态存在，它并不实质性地与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或形上学系统相排斥，而学术和学科规范的转变亦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当前之要务，在于如何在取自于西方的“哲学”这一概念框架下，凸显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个性特质和固有的精神，建构起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从而使之能够有效地参与当今中国社会和世界思想学术的创造进程。这亦是我们能够推动学术和学科规范之转变的唯一有效途径。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2]换言之，每一个时代，都应有属于该时代的哲学思想。哲学史乃是由这种每一时代思想的创造所构筑的历史。同时，从哲学史来看，每一时代的哲学又总是不断回归于经典和历史的源头以寻求哲学当代性重建的原创性本原。如怀特海所说，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的注脚。中国哲学更是如此。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整个中国思想和哲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经典的诠释史。由此看来，哲学既有其时代性，又有其历史的连续性。与此相应，哲学的研究亦应包括理论的研究与哲学史或学术的研究两个方面。(www.xing528.com)

哲学史既是每一时代思想创造所构成的历史，则哲学的理论创造与哲学的历史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冯友兰先生曾著有《论民族哲学》（1937）一文来讨论哲学的民族差异问题。认为哲学之所以有民族的分别，乃是因为“哲学总是接着哲学史讲底”，而且必须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3]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应对和解决时代问题的创造活动便与哲学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哲学的创造活动是一种“接着讲”的活动，哲学史的研究，则是一种“照着讲”的活动。“接着讲”和“照着讲”，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实质上，哲学史的“照着讲”，并非原封不动的资料汇编式的讲法。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明志》一章阐述他“旧邦新命”的职志，认为哲学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东西”，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都要有“新的包括自然、社会、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的创造。这个哲学体系的内容，乃是“历史的产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并需要长期的孕育才能完成。因此，哲学史的“照着讲”，不是把哲学史当做一种死的东西来研究，它既非陈列资料，亦非对博物馆陈列品的解说。冯先生自谓其哲学的系统，是为中国现代新哲学的创造作贡献；而其哲学史的工作，则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和新的中国哲学系统提供养料或营养品。这种“新旧”的统一和连续，乃能使“旧”的具有生命力，同时使“新”的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4]冯友兰先生具有中国现代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他的有关讨论，对我们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哲学作为“活的东西”，乃表现为一生生连续的活的生命整体。这个“活”，应包涵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就哲学的理论创造而言，它必表现为一种植根历史传统的长期孕育的过程。冯友兰所谓“一个民族的新民族哲学，是从他的旧民族哲学‘生’出来底”，^[5]而现代中国新的“广泛哲学体系”必须要能够自己从传统“吸取营养”，经由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6]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二是就哲学史的研究而言，哲学史不应是古代哲学资料的汇编，而应是经由新的诠释原则的奠基和整合而形成的新系统。这样，它才能真正为新的哲学系统提供生命的“营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主张：“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7]这样的哲学史，亦非在陈列古董或罗列存在于过去的历史知识。哲学史的对象，“不是对于已死去的、埋藏在地下的、腐朽了的事物的知识。哲学史所研究的是不老的、现在活生生的东西”。^[8]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存在的基本方式。它表明，哲学的思想生产或创造与哲学的历史发生犹一体之两面，不可分割。用冯友兰先生的术语说，一个时代的哲学，应当包括“接着讲”与“照着讲”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我们讲“中国哲学”，亦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