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下面，我讲第三大问题：本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多重取径、前景与限制。近十五年来，我在为研究生讲授哲学史方法论课程的教学计划中，有关教学目的，我一直写着这样一句话：“重点理解和讨论中国哲学史的特殊的方法论，即不以西方范型为框架的中国人文的方法论，破除将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作为普遍方法的迷信，理解中国哲学范畴、价值、意境的特殊性及其普式化。”在我布置的思考题中，有一个题目是：“治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难题，就是人们的视域、思考方式、方法学训练，主要是依从西方的。试问，您认为如何从心态、方法（包括思想方法和范畴诠释方式）上更好地解释传统？”我开的长长的书单中有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和韦政通先生编的《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等。近些年，我也发表了好几篇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文章，^[15]以下综合这些论文，简略地谈几个问题。

（一）“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我们不能把西方哲学定于一尊。当年金岳霖先生预设的“普遍哲学”仍然只是以欧洲哲学为蓝本的，是西方一部分哲学的抽象。他以所谓的“普遍哲学”作为唯一尺度，衡量、评估非西方的丰富多彩的哲学。这种观点是应予以检讨的。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尊严与价值、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等等，都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哲学在这些方面有自己的智慧。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当然可以通约，可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互通性，因此相互翻译、诠释、比较的哲学研究工作不仅有可能，而且有意义与价值。所谓内在与超越的关系，学界讨论有没有“内在超越”，或者说超越就一定是外在的吗？关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天人之学中加以探讨。

我们强调“中国哲学”学科成立的正当性，强调“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特色，并不是把“中国哲学”做静态的处理，其本身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国哲学（儒、释、道诸家等）有自己的特性。一般说来，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很强，不停留于“概念王国”，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主观与客观、身体与心灵、事实与价值等绝对二分的框架。以天、天命、天道为背景，中国哲人有神圣、高远且强烈的终极关切、理想境界、形上追求、精神信念，同时又有现实关怀，力图把理想在社会大群生活和现世人生中实现出来，其内圣与外王是打通的。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我看中国人、外国人中都有没有信仰的人，也都有有信仰的人。不能笼统地讲。我是中国人，我就有信仰，当然不能由此推论所有中国人都如此。中国人的信仰在今天的民间仍保留着。我们的老师萧先生、陈先生、杨先生等都有着很深沉的信仰。我们在他们身边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信仰支撑的学术人生。他们的所言、所思、所行无不让我们感觉到，这是有信仰的人。

（二）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

一旦涉及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当然离不开“理解”与“批判”、“继承”与“原创”、“传统”与“现实”等关系问题。所谓“批判”，是在全面深入理解基础上所做的内在性的批评，而不是不相干的外在批评；所谓“原创”“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玄想，不是标新立异，不是剑走偏锋，而是真正在全面继承基础上所做的开拓，是扬弃（既保留又克服）；弘扬传统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而是调动并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资源，以其中的某些因素介入、参与、批判、提升现实，促使传统与现代的互动。

如何历史地、相应地诠释中国哲学，值得我们思考。余英时先生是历史学家，他在解读中国思想史时有很多重要的创获。他所强调的“内在理路说”有一定意义。关于清儒与宋儒的关系问题，就值得深思。因此，我们如果强调问题意识和方法学自觉的话，就要对这些前辈学人的重要的思想成果加以认真研读。海外一些汉学家的成果，我们相当重视。例如葛瑞汉、列文森、史华慈、狄百瑞、杜维明、安乐哲教授等，还有一些日本学者。安乐哲先生曾来我校授课、讲学，他有很多重要的创获，当然也有限制。我们做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学生有着更加麻烦的工作，就是必须对西方哲学、对海内外的现有成果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细致的研读，否则根本谈不上创新。

“五四”以来，片面的、平面的西化思潮及教育体制，使得我们这一代甚至前后几代人逐渐丧失了解读前现代文明（或文献）的能力。故现在我们带领同学们读经，就是拿十三经原本来读，连注疏一起读，从识字、断句开始，慢慢培养我们解读原典的能力。我们请同学们不要看白话解释，所有的白话翻译都是有弊病的。我们要看就直接看古文献。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及其经典，应有起码的尊重，起码的虚心的态度，不要信口雌黄，不要相信有所谓名家的中国文化如何如何，西方文化如何如何，那都靠不住。有所谓“新批判主义者”，比“老批判主义者”更荒唐，更靠不住，他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评，绝大多数是站不住的，因为它断章取义，而且是暴力强加式的，武断宰割的，先入为主的。没有相应的理解，不可能有相应的批评，这是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三）“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

关于有没有所谓“普遍哲学”，刚才我们讨论金岳霖先生的论点时已有所涉及。其实，把西方哲学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哲学，把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哲学，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中国哲学不能用狭隘的西方哲学的观念来加以范围。用纯西方哲学的观念来研究中国哲学，收获会让人觉得非常遗憾和有限。我们相信，方法多元与成果多样肯定是未来这个时代的哲学方法学和哲学解释状况的前景。但是任何方法与方法学都有它的限制。

劳思光先生用“基源问题研究法”对中国哲学进行解读，很有创意，很有收获。他认为中国哲学有三种基本的形态。一种是心性论的形态，一种是宇宙论的形态，还有一种是形上学的形态。他的这一特定内涵，分别指向三种建构道德价值之门径。他认为，主体性之自觉活动内在于心性主体之中，从而确定善的价值方向。在劳先生看来，孔、孟哲学就是这种心性论哲学的典范。他认为，以宇宙论为中心的哲学太注重于外在的“天”，这个“天”是以汉儒董仲舒为代表的宇宙论的趋向。形上学的形态则是将价值建基于超经验之“实有”(Reality)上。他认为，北宋的二程哲学是形上学最纯粹的表现。如果要加以定位，他认为宇宙论的哲学是最低的一种形态。形上学的哲学是中间的形态。心性论的哲学则是最高的形态。由此，他对宋明理学的解读展开了所谓一系三向或三系的说法，这与牟宗三先生的三系说不一样。他在这里就把二程放在中间的层次，把周敦颐、张载隶属于宇宙论的形态，即最低的一个层次。而到陆象山、王阳明则越发凸显心性论这一形态，属于最高的一个层次。他的这种判教的确有新见，当然也有一些限制。因此，大家在检讨劳思光先生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及这种“基源问题研究法”时，提出了一些问题与批评。比如，他的这种架构本身就难免对中国哲学造成伤害。考虑到中国哲学的特殊性，这种方法是否适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哪怕是研究中国的名学、逻辑学、正名学说，如若以西方的纯逻辑的观点或方法来加以解读的话，也不可能得到一个恰当的理解。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抽象、分析及理论推演，但我们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当下的体验，更重视一种特殊的、具体的情势。这种体验方式，当然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我们仍要虚怀地去了解这种生命的、生活的体验方式之重要性。西方人对哲学的分类方法也不适用于中国哲学。我们的天道、人性学说，假若用西方的宇宙论、伦理学来加以解读，就会完全不相干。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我们应有自觉自识，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予以创造性转化。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传统。中国先民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六书”为特点的汉字、生命体验、经子之学，有自身诠释文献的方法与智慧。中国人强调经验直观与理性直观地把握、领会对象之全体或底蕴的思维方式，有赖于以身“体”之，即身心交感地“体悟”。这种“知”、“感”、“悟”是体验之知，感同身受，与形身融在一起。我们要超越西方一般知识论或认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

（四）内在性的批评与思想的训练

我们批评、超越传统，我们从来不拒绝批评。所谓“批评”，是在全面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所作的内在性的批评，而不是不相干的外在批评。但内在性的批评与思想的训练一定要以同情的了解为前提。因为，必须有深刻的同情的了解才能做好哲学思想史研究，而同情的了解要靠相应的才具。刘述先先生讲：“要了解一家哲学，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家哲学产生的时代和文化的背景是什么，所感受到的问题是什么，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向是什么，独特的哲学心灵尤其需要独特的处理，庸俗的眼光未必能够了解崇高的哲学的境界。”“缺乏同情的了解是研究传统中国哲学的一大限制，而时代气氛不同，尤其使我们难于领略过去时代的问题。……故此研究思想史贵在作深入的内在的探讨，外在的论议是其余事。从这一个观点看，胡适与冯友兰的哲学史都不能够算是深刻，因为它们不能作足够的内在的深刻的讨论的缘故。大抵在中国哲学史上，以佛学与理学最不容易处理，以其牵涉到内在的体验的缘故。如果缺乏体验，根本就看不出这些东西的意义。入乎其内，而后才能出乎其外，这是研究一家哲学的不二法门。要了解一个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着手的方法是什么，所根据的经验基础是什么，这样才能看出这一哲学的优点与缺点所在。”^[16]刘先生认为，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古人的陈述与陈述背后的洞识，显发古人思想中所潜在的逻辑性，使其具备与内容相适应的理论结构。

我所主张的方法是一种“谦虚”的方法。所谓“谦虚”，或“同情的”、“客观的”理解，或“以继承为前提的创新”、“弱势或软性的诠释”等，不仅是态度，而且是方法。文化立场、心态作为一种做学问的态度或方法对诠释的效果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它本身也有局限。我们不是不要批评、反思，而是要作难度更大的内在性的、相干性的批评与反思。反思是辩证的扬弃，既保留又克服。反思不是全盘否定或恣意的无根据的乱说。王元化先生曾经说过：“黑格尔学说具体的普遍性不同于抽象的普遍性，前者可以将特殊性和个体性统摄于自身之内。我认为这只是存在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而并不存在于现实中。实际上，普遍性愈大，它所能概括的特殊性和个体性则愈小。设想有一种不同于抽象普遍性的具体普遍性，使这种概括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那只是美好的空想。”^[17]因此，我们在拥护这种具体普遍性时，也应看到它自身的局限。主张弘大传统文化精神并不意味着没有现实感、不关注现实或脱离现实，而恰好包含着批判现实，批判现代性的负面与偏弊，批判时俗流弊，批判五四以来相沿成习的某些误解。我们努力对传统儒释道与宋明理学等思想传统作创造性转化，主要是通过生活化的渠道浸润到民间，在现代生活中起作用。

此外，还要注重思想训练与思想力的培养。徐复观先生说：“某人的思想固然要通过考证（包括训诂、校勘等）而始能确定；但考证中的判断，也常要凭思想的把握而始能确定。……前后相关的文句，是有思想的脉络在里面的。这即说明考证与义理在研究历程中的不可分割性。就研究的人来讲，作考证工作，搜集材料，要靠思想去导引；检别材料，解释材料，组织材料，都是工作者的思想在操作。而‘思想力’的培养，必须通过了解古人的、他人的思想，而始能得到锻炼、拓展、提升的机会。所以思想力的培养，是教学与治学上的基本要求。岂有不求了解古人的、他人的思想而能培养自己的思想力？岂有没有思想力的人能做考据工作？”^[18]他主张通过了解古人的、他人的思想来锻炼、提升、培养“思想力”，尤其要学会把握古人思想的内在脉络，这才是批判的基础。因此，我们要时时理解中国哲学（每家每派）的边界与限制。当然，首先是自己要老老实实地读书，不要说大话，要有自知之明，自虚其心，自空其说。这并不妨碍问题意识的产生，而是尽可能避免剑走偏锋。

（五）回顾与瞻望

回顾近30年中国哲学之研究，中外哲学（及汉学、中国学）与各宗教间的对话逐渐加强，古今会通也受到重视。研读第一手资料的功夫更加扎实，也重视海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即研究前史，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性见解并给予详实的分析、论证。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各个时段的思潮、流派、人物、著作与哲学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成就。传统哲学与当代的关系、经与经学、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何做到小中见大仍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我们研究的对象越小，背景越大，才能越有深度。此外，把东亚（中国、越南、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哲学思想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把整个东亚作为一个思想背景和解释学处境加以对待，也是富有创新性的思路，这种研究业已展开。

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或缺失：第一，学科间交叉、对话不够。第二，学术品质与水平及对古典的研读能力下降。第三，现实向度不够。第四，面向世界的能力尚待加强。第五，问题意识和理论深度还有待提升。第六，关于少数民族的哲学与古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第七，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少数重要人物（如孔、孟、老、庄、程、朱、陆、王）及其著作上扎堆的现象急需改变，有许多在历史的某时段某地域颇有影响的人物、学术共同体、著作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整理与细致的研究。中哲史上有很多二三流的人物，其实也非常了不起，在某时某地很有影响，都亟待我们结合东亚史、地域文化思想史去开拓，首先要下工夫把第一、二手资料给予整理、出版。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当然不同于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其研究范围、对象与方法自有不同。中国哲学更重视哲学形上学与哲学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研究者并不排斥，相反更重视哲学思想、理念对社会民俗、政治与各种社会制度的作用与影响。这种关怀与对哲学理念的关怀相辅相成。我们的任务是彰明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自身的哲学问题、精神、方法、范畴、特点、风格与传统，深度建构、阐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哲学思维发展史，体现中国人的哲学智慧，特别是在天人之间即超越境界、自然天地与俗世生活之间的体验，社会治理的经验，身心性命的修炼与人生意境，言说论辩方式的特色及其与欧洲、印度、阿拉伯等哲学智慧的同异及世界上几大哲学传统在中华文化区的碰撞与交融。

瞻望未来，我们预计中国哲学界将会在中国哲学学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经典诠释的多样性，中国哲学范畴、命题与精神、智慧的准确把握，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智慧对现代化的参与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等方面继续取得重要进展。^[19](www.xing528.com)

【注释】

[1]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2]当时的部分讲义后来编入陈修斋、萧萐父主编：《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此外，在萧萐父老师指导与安排下，1989年以武大哲学系名义出了打字油印本《哲学史方法论新探》，由校印刷厂印出，用于研究生的哲学史方法论课程。

[3]参见郭齐勇：《哲学史方法论学习札记》，《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4期。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5]同上。

[6]同上。

[7]详见岑溢成：《大学义理疏解》，台北，鹅湖出版社2000年第7版，第4—8页。

[8]详见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4页。

[9]（明）邓豁渠著、邓红校注：《南询录校注》，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萧萐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参见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1—52页。

[12]参见刘昌元：《研究中国哲学所需遵循的解释学原则》，载沈清松主编：《跨世纪的中国哲学》，台北，五南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77—98页。

[13]同上。

[14]参见余敦康、黄俊杰、洪汉鼎、李明辉：《中国诠释学是一座桥》，《光明日报》2002年9月26日。

[15]郭齐勇：《中国哲学：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文史哲》2005年第3期；郭齐勇：《中国哲学的自主性与哲学对话》，《中国哲学年鉴》（2006），哲学研究杂志社；郭齐勇：《建构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反思》，《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郭齐勇：《内在式批判与继承性创新》，《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

[16]刘述先：《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的方法与态度》，载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台北，水牛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23、224—225页。

[17]王元化：《谈谈我的反思》，《文汇报》1995年10月22日。

[18]徐复观：《治古代思想史方法》，载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台北，水牛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19]参见郭齐勇、廖晓炜：《60年来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思考》，《文史知识》2009年第9期，第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