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符号学方法及基础理论|问道中国哲学研究中的符号学意义

符号学（Semiotics）是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符号学方法是一种当代思维方法，也是一种语言分析方法。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F.D. 1857—1913）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 Peirce,C.S. 1839—1934）是世上公认的现代符号学的两位奠基人。

（一）符号

在索绪尔看来，符号不是别的，而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所说的“能指”（signifier），指的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signified）是它所表达的概念。索绪尔把它们比作一张纸，思想（概念）是纸的正面，声音是纸的反面，它们永远处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他还认为，这是语言符号两个最为重要的特征。索绪尔说：“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至于‘符号’，如果我们认为可以满意，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去代替，日常用语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术语。”^[8]

索绪尔关于符号的二元关系理论，很快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因而也就澄清了两千多年来对于“符号”一词的混乱解释。其实，符号就是一种关系。索绪尔所说的“能指”是指符号形式，亦即符号的形体；“所指”是指符号内容，也就是符号能指所传达的思想感情，或曰“意义”。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亦即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二元关系。

在索绪尔提出符号二元关系理论的同时，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提出了符号的三元关系理论。皮尔斯把符号看作符号形体（representamen）、符号对象（object）和符号解释（interpretant）之间的三元关系。他说：“对于符号，我的意思是指任何一个真实的或塑造的东西，它可以具有一种感性的形式，可以应用于它本身之外的另一个已知的东西，并可以用另一个我称之为‘解释’的符号去加以解释，以转达在此之前还不知道的关于其对象的某种信息。这样在任何一个符号、对象与解释者之间就存在一个三元关系。”^[9]在皮尔斯看来，正是这种三元关系决定了符号过程（semiosis）的本质。

由于索绪尔和皮尔斯关于符号的定义是各自在不同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差别。但是在我们看来，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我们认为，索绪尔的“能指”相当于皮尔斯所说的“符号形体”，人们通常称之为“符形”；索绪尔所说的“所指”，大体上相当于皮尔斯的“符号解释”，人们通常称之为“意义”或“讯息”。索绪尔和皮尔斯关于符号的“二元关系”和“三元关系”学说，奠定了现代符号学坚实的理论基础。

皮尔斯之后的另一位著名的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Morris, C.W. 1901—1979）给符号下的定义是：“如果某个东西A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控制了指向某个目标的行为，而这种方式类似于（但不必等同于）另一个东西乃在它被观察到的情况下用以控制指向这个目标的行为的那种方式，那么，A就是一个符号。”^[10]莫里斯有时也将符号称为“符号媒介物”（sign vehicle），莫里斯定义的一个特点就在于符号不仅与它所代表的对象以及心灵体现者的解释相联系，而且与解释者的行为相联系。

从上面几个定义可以看出，“符号”并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某种事物、某个现象，而是体现解释者的心灵与所对应的对象的一种关系。“符号”既是物质的，同时也是一种心灵的现象，它在人的认知和交际行为过程中产生。“符号是用甲事物表征乙事物，并且通过甲事物来传达关于乙事物的讯息。”^[11]

（二）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

在符号学的发展历史上，莫里斯第一次明确地把符号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语形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目前，莫里斯关于符号学三个组成部分的学说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并且成为符号学基础理论之一。

1.语形学研究符号系统内的符号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

1938年，莫里斯在《符号学一般原理》一书里是这样定义语形学的：“语形学研究‘符号相互间的形式关系’。”^[12]1946年，他在《符号、语言和行为》一书中对这个定义又作了一些改进：“语形学研究符号的种种联合，而不考虑这些联合的意谓，也不考虑这些联合和它们在其出现的那种行为之间的关系。”^[13]

莫里斯关于语形学的思想很快得到美籍德裔哲学家卡尔纳普（Carnap，R.）的积极响应。卡尔纳普在1942年出版的《语义学导论》一书中更加清晰地表述说：“如果我们不考虑语言的使用者，……也不考虑所指谓，而只分析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从事（逻辑的）语形学的工作。”^[14]

莫里斯说语形学不研究符号的意谓和行为，只研究符号的种种联合；卡尔纳普也指出，语形学不考虑符号的使用者，也不考虑符号的所指谓，只分析表达式之间的关系。这些论述都非常明确地把语形学和语义学、语用学严格地区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斯所说的符号并不是指符号的整体，而仅仅指的是符形，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卡尔纳普所说的表达式也不是指表达式的整体，仅指表达式的形式，即表达式的“能指”。通过细细品味这两位哲学家的论述，我们就能够非常明确地体会到：语形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符号系统内的符号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www.xing528.com)

2.语义学研究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研究符号的指谓意义（不依赖于符号情境的意义）

莫里斯在《符号学一般原理》一书里关于语义学的定义是这样的：“语义学研究‘符号和其所指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15]在《符号、语言和行为》一书中他对这个定义又作了一些修改：“语义学研究符号所具有的各种方式的意谓。”^[16]

卡尔纳普在《语义学导论》一书中更加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而只分析表达式和它们的所指谓，我们就是从事语义学领域内的工作。”^[17]

莫里斯所说的“意谓”和卡尔纳普所说的“所指谓”实际上就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也就是说语义学是研究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意指关系是“不考虑语言的使用者”的，更明确地说语义学所研究的符号的指谓意义是不依赖于符号情境的意义，这是它和语用学最显著的区别。

3.语用学研究符号情境中的意义

莫里斯在《符号学一般原理》一书里对语用学的定义是：“语用学研究‘符号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18]在《符号、语言和行为》一书中修改为：“语用学是符号学的这样一个部分，它在符号出现的行为中研究符号的起源、应用与效果”。^[19]

卡尔纳普在《语义学导论》一书中进一步清晰地表述说：“如果在一个研究中明白地涉及了说话者，或者换一个更为普遍的说法，涉及了语言的使用者，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研究归入语用学的领域中……”^[20]

从这两位哲学家关于语用学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语用学所研究的符号的意义不同于语义学，语用学研究的是“符号和符号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要研究“符号的起源、应用与效果”，这些内容就是人们所说的“符号情境”。

关于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三者之间的联系，瑞士逻辑学家鲍亨斯基(Bocbenski，J.) 在其著作《当代思维方法》一书中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句法（语形）关系、语义关系、语用关系以一种特殊方式交织在一起，它们的基础是句法即语形关系。语用关系以语义关系和句法关系为前提，而语义关系则以句法关系为前提。一个无意义的词对于人类理解毫无用处，而为了具有意义，它必须同其他词具有某种关系。另一方面，句法（语形）关系则并不以语义关系和语用关系为前提，语义关系也可以在不涉及语用关系的情况下加以研究。即使对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语言，也可以构造出一个完整的句法；例如，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种简单的语言，其中只出现符号 P 和 X ，并且把 P 永远先于 X作为一条句法规则，并不一定要知道 P 或 X 实际意味着什么。

作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语形学同语义学、语用学之间的区分是比较容易的。然而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的区分就比较困难了，它们研究的问题有些是相互交织的。究竟怎样明确地把语用学同语义学区别开来，英国语言学家利奇（Leech, G.）在《语义学》一书中作出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他认为语义学和语用学虽然都研究意义，但是语义学研究的是“sense”（字义），是语言片段的抽象和字面的意义；语用学研究的是“force”（用意），是语言片段在特定场合中的意义。前者为：X的意思是 Y ；后者为：通过X，S的意思是Y。利奇还对意义的某种讨论是否属于语用学的范围，提出四条区分的标准：（1）是否考虑了发话人或受话人（言者或听者）；（2）是否考虑了言者的意图或听者的解释；（3）是否考虑了语境；（4）是否考虑了通过使用语言或依靠使用语言而施行的那种行为或行动。他说：“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是肯定的，就有理由认为我们是在讨论语用学。”^[21]

我国著名逻辑学家周礼全先生把语言表达式分为四个层次：抽象语句、语句、话语、交际语境中的话语，与此相对应的表达式的意义也分为四个层次：抽象语句的意义——命题；语句的意义——命题态度；话语的意义——意谓；交际语境中的话语的意义——意思。^[22]

根据利奇的四条标准，我们就清楚知道只有“抽象语句的意义——命题”是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其他三个层次的意义都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三种意义都考虑了语言的使用者和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