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大概从1910年代算起，学科的历史还不到百年。我个人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总体上“整理”和“重述”的基本任务还没有完成。整理和重述的基本性乃是基于三项有关近代转型的挑战：首先，对古代哲学思想的系统、客观的整理是近代学术的新任务，这是古代所没有的；其次，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白话语文的转变，这种整理必然要采取使用现代白话语文重述古代文本的形式；再次，此种现代重述的语言概念必然也必须借助近代转译过来的西方哲学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已经在一个世纪的发展中构成为现代中文哲学语言的主体。
但是整理和重述必须以内在的理解为基础。其中的困难，除了语言的转变之外，冷战和两岸对峙及由此而来的意识形态冲突对中文世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泯除，也是原因之一。1950年代至1970年代，我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教条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走了弯路，不仅没有使我们在整理和重述方面顺利发展，反而造成了许多妨碍我们客观理解的思维定势，有些至今仍然根深蒂固。而近年传入的海外中国哲学研究中一些论著也有相当强烈的意识形态背景，往往也影响了对古代思想的理解与呈现，导致了解释的偏差，这些同样需要加以澄清。整理和重述的工作做好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因此，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我一贯提倡“内在的理解”和“客观的呈现”。内在的理解，就是以对原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分析为基础，在整理和重述中，注意中国哲学家们的思想的本来用意和主张，内在地把握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解决之道。这实际涉及到中国哲学意识的主体性问题。先入为主地认为世界各个文化中的哲学问题都与欧洲哲学一样，然后认为这些问题在欧洲哲学中得到最清楚的表达和呈现，最后在没有内在理解的状态下用欧洲哲学的问题规定中国哲学的问题性，用欧洲哲学的概念套释中国哲学的概念，这些在哲学史的解释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这种研究中，中国哲学往往只被当做论证欧洲哲学的例子，而失去了它的主体性。作为整理和重述的工作，我们必须以“心知其意”的还原精神，内在地揭示出中国古代哲人固有的问题意识和解决方式，以了解中国哲学问题意识的独特性和对于普遍问题的独特解决方式，由此才能确立其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和比较哲学的支点。以此为基础才可能发展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哲学，以此为基础的比较哲学研究也才有真正的意义。当然，整理不可能完全离开诠释，但就哲学史而言，我们要就文本本身深入做内在的理解，了解它要说什么和要强调什么；诠释则是我们在了解它在整个哲学中的意义和位置，以及它与西方哲学的相似和差异的关联中，所发挥的进一步思考。在这一点上必须理直气壮地反对那种以伪诠释学观念，即以所谓前见来模糊乃至取消在文本理解上的对错高下的差别。事实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功夫端在文本的内在理解和重述的适切呈现。
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是本学科发展的奠立时期，建立了本学科通史和通论的典范，这就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在20世纪本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中，冯友兰先生奠立了中国哲学通史研究的典范，张岱年先生奠立了中国哲学通论研究的典范。然而，无论在整理和重述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晚近以来，通史建设主导的时代基本过去，而专人专题的研究大有待于深入。同时，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宏大问题也需要重新加以关注，以改变目前完全趋向局部和具体研究的偏向。我们学习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不是只学他们写通史的方法，而是要学习他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全部经验和方法。21世纪我们应当积极建立新的学科典范，这是我们的学术使命。而新的学科典范的建立，只有在内在的理解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这也是我强调重视基础性问题的根本原因。(www.xing528.com)
【注释】
[1]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研究会会长。** 本次会议指中国哲学史学会2013年年会。本文为陈来会长在会上的发言，作为本书前言。——编者注
[2]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研究会会长。** 本次会议指中国哲学史学会2013年年会。本文为陈来会长在会上的发言，作为本书前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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