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岭神韵：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苗族鼓舞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队转为村民小组，对村民的支配权转弱，村民劳动效率提高，自由支配时间增加，农业发展迅速，但湘西由于交通不畅，工业发展较为缓慢。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化娱乐的要求也逐渐提高，民俗体育文化逐渐开始复苏。这一时期苗族鼓舞逐渐成为群众最喜爱的民俗体育项目，有空闲时，打鼓爱好者们便拿着鼓槌到晒谷场或家门口练习动作和套路，并在原来动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这一时期第二代至第六代苗鼓王们逐渐成长起来。与此同时，鼓舞作为湘西苗族本土艺术的精华，多次作为民族文化优秀代表入选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作为比赛项目参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苗鼓手、本地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参与到对鼓舞形式、套路的编排改造中，实现对苗鼓知识的“再生产”，所谓“去粗取精”，地方呈现现代民族符号的重要标志。2015年9月湘西州举行“湘鄂渝黔边苗族鼓舞大赛”，笔者在比赛现场采访了第二代鼓王石顺明和第六代鼓王杨欣，石顺明老师说：“‘文化大革命’后政府开始重视民俗文化，又重新找到我们打鼓的艺人让我们发展苗鼓，经过多方的改编与创编并按照参加少数民族运动会比赛的项目形式，我们确定下‘花鼓舞’‘猴儿鼓舞’‘团圆鼓舞’三大种类，按照参赛人数，再分为‘花鼓舞·女子单人鼓舞’‘花鼓舞·女子双人鼓舞’‘花鼓舞·男子双人鼓舞’‘花鼓舞·男女双人鼓舞’‘花鼓舞·四面鼓舞’等。”其中“四面鼓舞”形式创新于 1986年，当时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前，国家民委和国家体委会专家建议将双面苗鼓改变为具有四个鼓面的特制鼓，既可以丰富演出形式和内容，加大比赛难度，又可以更好地满足观众视觉效果。杨欣在交谈中说：“湘西苗族鼓舞动作来源于生活，各种类别的鼓舞源自生产生活动作，比如庆贺丰收的‘采茶舞’‘插花舞’‘播种插秧’，节庆迎宾的‘迎宾鼓’、庆贺年节的‘年鼓’等，这些鼓舞类别主要用于表达民众的喜悦之情。”

改革开放后，湘西将旅游开发作为发展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抓住市场对于民族文化的需求，将苗族鼓舞作为一个品牌搬上舞台、推向市场，这就使苗族鼓舞成为一种可以表演的商品，呈现给消费大众。苗族鼓舞从传统的民间艺术转变为可供他人观赏的文化产品，促使一批优秀的苗鼓艺人诞生，也消除了其固有的神圣性和隐秘性，从而拉近了与大众的距离。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将苗族鼓舞纳入比赛范畴，使苗族鼓舞具有了竞技性。为了创立“天下鼓乡”的品牌，吉首市政府、德夯旅游公司办起了鼓舞比赛，参与比赛的人数众多，既加深了湘西苗族鼓舞竞技的性质，也使各地的苗族鼓舞得到交流，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苗族鼓舞在此阶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渐转型为现代鼓舞。20世纪90年代后，湘西共有86支苗族鼓队，其中专业艺术团体有2个。鼓的数量大幅增加，机关单位、工厂、行政村、中小学和幼儿园都有了苗鼓。鼓的材质在这一时期发生很大的变化，既有纯手工制作的，又有全机械制作的；鼓皮材质有黄牛皮、水牛皮、羊皮；鼓的造型上出现各种图腾以及各种苗族装饰，比如用银饰来装饰鼓边，在鼓面上绘制蝴蝶等，鼓槌也用各种颜色的漆来修饰，鼓槌上的绸子上会绣上苗绣；鼓架由原来木质固定的造型慢慢发展成为铁质可移动的；在音乐伴奏方面，不仅有边鼓节奏加入了现代乐器，在表演时一般使用现成的背景音乐；由于要上台表演，每个鼓队都购买了统一的服装。

物质层面：物质层面呈现出以下几个变迁特征。第一，前期器材设施简陋，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完善。第二，部分动作失传，部分动作被改造；对动作进行归类、编制成套；同时制定了规则和标准。(www.xing528.com)

制度层面：这一时期政府起主导作用，当地政府制定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同时设立了湘西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和湘西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政府在传承人的选拔方面也承担了组织和宣传的作用。2005年，在吉首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德夯旅游公司举办了第一届苗鼓节。在举办鼓文化节期间，政府牵头举办了鼓文化研讨会，邀请了多位鼓文化专家进行交流，对鼓舞的宣传和保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精神层面：这一时期苗族鼓舞在精神层面的变迁特征有：第一，群众观看苗族鼓舞表演的目的是娱乐和满足社交需求；第二，重新出现苗族鼓舞形式进行的仪式性活动后来逐渐消失；第三，苗族鼓舞逐渐具有表演性。

比较以上三个存在时期，随着时代的变迁，苗族鼓舞中的道具、仪式、组织人员、经费来源皆发生了变迁。具体表现在：器械置换成更漂亮、更便捷、更有文化寓意的道具；活动仪式换了一点文化元素和删减了大部分不合时宜的环节；组织人员由“老者们”换成了村委会、政府部门；经费来源由共有地产的收入变成了政府拨款与社会企业赞助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