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民族独特因素到生成与定格

苗族自身的民族独特性，为鼓舞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族群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因素便成为苗族鼓舞艺术不断向前进步的催化剂。

首先，受到民族迁徙等地理环境变更和战乱的影响。据历史记载，从先秦到两汉时期，苗族的大型鼓舞是在我国季风线以东地区经历了七次大迁徙和两次族内分化的生活基本结束之后，才于唐宋、明清朝代最终定格下来。据研究，“距今约5000年前，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聚居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济水、淮水一带。炎黄部落打败九黎部落杀死蚩尤以后，苗族先民由中原地区向南迁徙，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代，凭借特制渡河，具迁居于江汉、江淮流域，在长江中下游南北、洞庭彭蠡之间（左洞庭，右彭蠡）建立苗国，商周之际，迁徙于洞庭湖南北地区”。苗族《祭鼓词》中描述道：“追念我祖先，住在仰欧堆沙，天水紧相连，一天涨九次，老人难安居，一心想迁徙；敲石传不远，击木响嘭嘭，大家聚拢来，商量往西迁。”说明在苗族先民由北向南、由西向东迁徙之际，木鼓已经派上了用场。西迁过程中，每个宗支队伍都置有一个木鼓，击鼓前进以作联系，避免掉队，有史歌唱道：“这边吹芦笙，那边吹木叶；你敲木喊话，我击木应声；差队就靠拢，拖后要相等。”迁到一处新地之后便“立鼓为礼”或重建新的即称为“鼓社”的社会组织，来管理组织苗族的祭礼等活动。

相传，苗族先民们在远古时期栖身于森林、岩洞中，过着封闭且单一的生活，以种植黎、稷和猎物、采摘为生；经历民族大迁徙之后，苗民基本上居住在我国黔东南、湘西等山岭重叠、地理路形复杂、农业经济能自给自足的区域，但苗族鼓舞在一次次的迁徙、流变和文化断裂当中，也给共同的文化圈注入了新的血液，这当中有变异、创新，也有发展，例如生长的地理环境、位置及地貌特征，苗民们长期耕作于山坡田野，行走穿梭在崇山峻岭和蜿蜒的羊肠小道等，这种山地居住特征虽对传承苗族鼓舞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也丰富了苗族鼓舞的种类、鼓法套路、风格动律、舞姿动态和族群仪式等，并成为沟通和保持苗族集体意识的载体。

在自主自立的氏族部落生活状态中，苗族与外来势力的冲突和争斗也时有发生。据史料记载，封建时期苗民们多次集结起来，表达对当时朝廷政策不满与愤慨的起义有百余次，历时最长的达16年之久，现今屹立在湘西的南长城就是苗民与明朝政权对抗的标志。苗民们在这种揭竿起义的斗争和反抗中，形成了该民族强大的集体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苗族以反抗性强而著称于世。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苗鼓就作为一种“壮威鼓”，起到集结时的号令与鼓舞作用，并同民族的生存壮大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其次，成形于苗族人民的生活和族群文化圈。苗鼓艺术的起源、发展与民族的生产、生活及族群文化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它有着特定的农耕文化特征，传统的苗族鼓舞也多与农事活动有关，许多动作、形态，如播种、种植、丰收、喜庆等都是通过对日常的劳作和生活直接模仿、转化而来。在湖南地区曾流行着一首农事歌：“立春天渐暖，雨水送肥忙；惊蛰忙耕地，春分昼夜平；立夏快锄苗，小满望麦黄；秧奔小满禾奔秋，插秧宜早不宜迟；芒种夏至把禾踩，家家户户一齐忙；干锄棉花湿锄麻，露雾小雨锄芝麻；小暑快入伏，大暑中伏天；处暑时节快选种，立秋中稻见新粮；白露田垄一扫光，秋分谷子堆满仓；寒露杂粮收得多，霜降桐茶都剥壳；立冬发北风，小雪冻死虫；大雪当冬令，冬至头九天；腊月小寒接大寒，丰产经验多交谈。”从这首二十四节气的农事歌里能大致看出，鼓舞的产生得到了族群，尤其是那部分从事劳作和农业生产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因此，稳定的定居生活和农耕者们在农闲时节对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是鼓舞文化成形的初步印证。

早期的苗民们多依山而居，加上该民族的农业以种粟为主，经济方面基本是自给自足，导致与外界交流甚少，思想传统守旧，对待事物的变化还缺乏科学的认识，当遭遇到天灾人祸，情形暂时无法变更、好转时，就将愿望寄托于神教，崇尚以原始宗教迷信的方式获得心理上的慰藉。这种“尚巫”思想和巫教文化体系的建立，使鼓文化得到一定的发展，也让苗族信鬼好巫、崇尚巫术宗教的习俗闻名于世。(www.xing528.com)

苗族鼓舞的起源和发展一方面离不开巫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原始宗教的熏陶和丰富，在鼓舞艺术中一直保持着它古朴而真实的风习。“巫术说”是有关舞蹈起源的说法之一，并且“巫”与“舞”发音相同，只在声调上有细微区别；古时候，“巫”即是“舞”，舞者均是来自各村寨的巫师，“巫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指的就是“巫”“舞”相通的苗族鼓舞于不同形式中的巫术行为，《尚书·吕刑》和《楚语》等中均有记载。“苗族的‘木鼓’在苗族内部地位崇高。在苗族人传统的观念中，‘木鼓’是祖先神灵的栖身之所，是不能随便敲击的圣器，除非到了杀牛祭祖的‘祭鼓节’，要唤醒祖先神灵来享用牺牲，与子孙同乐时才能敲，之后还要将它送回专藏‘木鼓’的山洞。这里显然说明‘木鼓’首先作为祭祀活动中的一项神圣仪式而存在的。因此，每到延巫祭鬼祈神这天，苗族各村寨里是舞蹈翩翩、鼓声阵阵。”这种“尚巫”精神在思想文化上，成为统一族落、维护民族团结的一个有效载体；在生活情感中，也能通过舞蹈形式和节日习俗，为民族的集体意识提供一种以肢体语言为纽带的沟通与交流。

从古至今，湘西地区苗民为脱病消灾、祈祷求福，往往通过苗族鼓舞活动和民间舞举行的“椎牛祭祖”仪式，即“牯脏节”，又称“吃牯脏”。该活动每隔七年或十三年举行一次，其主要内容为吃牯脏、杀牛祭鼓、鼓社祭等，一般选择在农历十月、十一月秋收完毕之后举行。笔者在走访湘西苗家时，老艺人们提到，举行这样的跳鼓仪式一般为家中有人重病，或中年求子，请来巫师许椎牛大愿，所祭对象为水牛：牛被苗族人奉为图腾崇拜，之所以祭祖杀牛，是因为他们对牛的辛勤耕耘、勇于拼搏的精神十分赞赏，认为它是通灵之物，有到祖先处的资格而对其敬若神祇，从而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有位民间艺人向笔者讲述了她年少时目睹的椎牛场景：一户人家请来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巫师作法。其家人还邀请街坊邻居与亲朋好友前来共同拜祭、参与一系列的仪式和鼓舞表演。主人家先是提前备好一头膘肥体壮的大牯水牛，通知舅家亲戚早来准备。头一日，主客方均身着盛装参祭，巫师率众人载歌载舞绕场三周，绕毕，请“舅爷开鼓”，即大舅先击鼓，随后主人唱歌击鼓，众人接受酒肉款待，巫师设席奏乐，主人邀请客人打鼓而舞，男唱女和，尽情歌舞直至深夜，以迎诸神。翌日，巫师将水牛牵至田间将其颈栓在先前准备好的木桩上，口念咒词祷告，以酒祭神，然后舅家亲戚按照长幼顺序依次以梭标刺牛。全过程时间并不长，先刺的大舅必须作揖四方，同时击鼓响锣，接着二舅、三舅依次上场以同样的方式刺向水牛，直至水牛被刺死倒地，并以牛头向着主人房屋为吉象。届时，主人们拿出红色印花绸缎被盖在水牛身上，杀牛时牛首留给主人家，巫师将其置于棚屋前，盛上酒果，手摇铜铃以唤神灵。将长6尺、直径1.2尺的长木刳空，两端蒙上生牛皮，制成木皮鼓。正如汉代《苗防备览·风俗考》中的记载：“刳长木空其中，冒皮其端以为鼓。使妇人之美者跳而击之，择男女善歌者，皆衣优伶五彩衣，或披红毡，戴折角巾，剪五色纸两条垂于背，男左女右旋绕而歌，迭相和唱，举手顿足，疾徐应节。名曰：‘跳鼓藏’。”《贵州通治·红苗条》云：“击鼓歌舞，名曰‘调鼓’。”主人家将牛的心、肝、脏等洗净之后煮熟，配上酒水让大家同食，众人围坐火塘边击鼓而舞。笔者不禁思考，或许正因为这个环节，才有了“吃牯脏”这一节日之名吧。第三日，巫师在堂屋举行法事，而后将带有牛尾的腿子分给娘家亲戚，巫师自己分得牛胸部，其余亲戚朋友分得水牛肉半斤或一二斤。接着，前来参加节日的各位宾客带着分得的牛腿、牛肉纷纷离去，以示活动基本结束。苗家这种祭祖活动，一般持续三四天左右，从到场宾朋规模以及祭期之长来看，基本为苗族现今最大的祭典活动。总之，这类仪式活动反映了苗民寄望于祖先，希望氏族繁荣、子孙繁衍，加强民族团结和凝聚，来年能解除病痛、生活安康、家道兴旺等美好愿景的心理。

由此观之，从古至今苗族农耕文化的浸润和信巫祭神崇拜的盛行，对苗族鼓舞艺术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现代，不少苗民无论婚丧嫁娶还是祭祖祈福等大小事都要崇巫祭神一番，但人们却逐渐淡化了其中宗教的主导地位，而转换成一个以鼓为中心的歌舞艺术表演。可以说，宗教离不开鼓，但鼓在脱离宗教的过程中，就已逐渐形成了鼓文化，苗族鼓乐中的鼓舞俨然成为苗民们最热衷的民间舞蹈艺术。

最后，在表达民族文化情感的独特性与自娱性中盛行发展。在当今中国这个民族大文化圈的融合下，部分少数民族的文化、思想以及风习被渐渐淡化，俗称为“汉化”现象，加之苗族的文字早已失传，仅凭着口头的言语交流将其文化代代相传。在这种状况下，就需要有一种载体，起到配合、加强和延续民族文化的作用，而苗族民间舞蹈艺术恰能成为这样一种媒介，在“无字”的环境中触发了族群口头和肢体形态的发展，通过苗族鼓舞的民间艺术形式将苗族古代社会发展、经济农业、文化状况以及民族奋斗、传承历程的艰辛史进行了生动形象的记录与保存。从明清时期到现代生活，从春祈秋报的祭典到民众在精神上的艺术需求，鼓舞不单满足了祭祖崇拜中的娱神，还通过对民间生活、劳作等内容中某些片段的加入，在对日常生活与生产劳动的取材中，舞蹈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如挖地播种、插秧挑谷、纺织、丰收等农耕生活细节，完善了音乐舞蹈的观赏形式，满足了族群悦人、自娱的精神需要。可见，苗族人民用钟爱的艺术形式来记载民族自身的历史，不仅能稳固民族民心，传播文明，还能加快苗鼓艺术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发展，使苗族鼓舞在风格上拥有独特的叙事性和摹拟性，从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鼓舞种类。

民间鼓乐经过民族文化的孕育和革新，在苗族的社会生活中加强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它通过一代代的集体传承，在艺术与生活的发展中既上承了传统古乐，强化了舞蹈的摹拟性和叙事性，又下启了流行新乐，发展了舞蹈对于后代田间劳作、信巫崇神的教育性，使传统的鼓乐艺术通过自身文化的传播，较完整准确地展现了民间和谐、欢愉的生活情境，并由原始鼓舞的拙朴、单一，经不断革新演变成绚丽多姿、明快大方的地方舞种予以保留下来。苗鼓艺术活动范围大、艺术性强，在湘西苗族聚居区，人们会趁劳动休憩之余、闲暇之季、喜庆娱闹之际，唱苗歌、打苗鼓。从源自田野地间的舞蹈艺术被推为一种民族地方特色的展示，这充分说明了苗族鼓舞是深获苗民喜爱的民俗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