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强调过，如果想要理解生命是什么，我们就必须理解生命出现的过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发现呢？有赖于近来系统化学研究的发现，至少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非历史层面的生命起源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发生阶段和达尔文主义进化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理解了生物的进化（广义而言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同样也理解了自然发生过程。历史层面的问题包括——“何时”、“何地”和“是什么”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可见的未来将继续吸引并困扰着我们，因为科学研究和推理在研究历史问题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不过，达尔文进化理论中的历史细节——什么物种生活在什么时代，对于我们整体的理论框架而言是次要的。因此，关于生命出现的历史细节虽然十分引人入胜，但并不是那么重要。“生命如何出现”这个基本问题的答案确实存在，而且也惊人地简单：地球上的生命产生于某个简单复制系统中复制反应带来的巨大动力，这些简单的复制系统由一些简单的链状低聚物所构成（如RNA或类似于RNA的物质），这些物质能够变异和进一步复杂化。复杂化过程之所以会发生，是为了提升系统的稳定性——不是热力学稳定性，而是适用于复制世界的动态动力学稳定性。这个解释令人满意的一点是它（从非历史角度）解决了生命起源的问题，而且与查尔斯·达尔文重要的生物进化思想无缝衔接。事实上，生命从地球上诞生的问题可以理解为对达尔文生命进化理论的重塑和拓展，这样该理论就能将分子系统也包括进来。通过将进化的核心生物概念重新解读并“翻译”为相应的化学概念，我们可以明确地发现自然发生阶段和生物进化确实是同一个化学过程。
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解释不能告诉我们40亿年前地球上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件。但是，即使是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也没有向我们描述最早的生命形式发展到如今复杂多样的生物世界的具体历史过程。该理论的目标不在于此。补充完善历史记录的工作应当由古生物学和系统发育学完成。达尔文的贡献在于阐明非历史规律，他向我们展现了生物进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所有生命体都相互关联并且有着共同的祖先。而自然选择这个简单的机制对变异复制因子所起的作用，解释了进化过程的根基。我们在此强调的是达尔文的结论可以延伸到非生命物质的领域，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一样的非历史方法来解决自然发生阶段的问题。我们惊讶地发现达尔文凭借着他的天才，早已预见到自己提出的进化规律可能导致的结果。1882年，达尔文在一封寄给乔治·沃利克的信中写道：“根据连续性原理，未来生命的法则可能会被证明是某种普适规律的结果或者一部分。”这段评论准确而清晰，可以说是极具洞见。当时，达尔文并不了解复制分子、动力选择、生物的遗传机制抑或杰拉尔德·乔伊斯、君特·冯·凯德罗夫斯基、礼萨·加迪里（Reza Ghadiri）、戈嫩·阿什克纳西和斯伯伦·奥托等优秀化学家们的系统化学实验。不过在达尔文写下这封信一个多世纪后，他的评论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https://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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