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议题的受众,提升科学素养是基础。在本研究中,争议性转基因议题,不同立场的持有者产生了不同的媒介偏见感知与评价。在不同的偏见感知方向的影响又导致其对于转基因议题的态度和意见极化。议题的意见交流意愿和纠正意愿的提升和意见表达的小圈子化同时出现。极化的意见与限于群体内的循环交流不利于形成科学议题的理性对话平台与参与机制。因此,降低和减少意见极化的可能性,减少敌意媒体效果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具有极化态度的公众趋于理性的评价和理解媒介内容则显得极为重要。
以转基因技术等科学议题的传播为例,形成有效的公众对话平台与对话机制就要求公众能够针对同一属性的问题做出有效的讨论,而非情绪化的争论。而有效讨论的对象是科学议题本身,讨论的内容应该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科学方法和科学技术可能为社会带来的效果,同时也反对完全迷信于科学技术本身。因此,对于转基因等科学议题的讨论就需要公众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概念,由米勒(Jon D. Miller)于1983年提出。[19]Miller认为科学素养包含了四个基本要素:第一,是对教科书基础科学的认识;第二,理解方法,例如概率推理和实验设计;第三,理解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带来的正面结果;第四,拒绝“迷信”。科学素养是对科学问题的认识基础。
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对于转基因等科学议题的认识具有以下意义:
首先,科学素养是就科学议题进行对话的基础。科学传播当中的对话涉及科学工作者、记者、受众和政策制定者多方。关于议题的对话不能仅停留于同一属性的人群之中,而是应该在不同属性的群体之间进行流动,唯有“交流”和“沟通”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共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之真正有益于社会进步。
其次,科学素养是受众参与科学议题的能力。目前,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分别对受众应该在类似转基因等科学议题传播过程中具备的科学知识进行了研究,均认为科学知识对于转基因等议题的认知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有研究指出,转基因等议题的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与人们对科学总体上的支持呈正相关。[20]对于科学议题,公众参与的基础是科学素养,而公众科学素养的欠缺是造成科学议题传播和交流的巨大阻力。(www.xing528.com)
本研究中,在出现敌意媒体效果的受众当中,部分受众的科学知识欠缺与他们对转基因议题的关注度提升的状态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这就使得转基因等议题的科学信息和科学知识普及就很难真正行之有效。在面对新的转基因议题的报道时,媒介报道容易激活个体原有的认知基模,固化的印象成为公众评价新闻报道的信息提取库和评价标准,使人本能地与自己既有的态度进行对比,如果媒介报道与自己原有的知识储备观点相反或者不利于原有的观点,多数人对于媒介信息进行消极回避,很难形成新的认知,对持有强烈态度的人而言,更会感知到媒介对自己一方存在的敌意。
可以说,科学素养之所以是公众了解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和公众对科学议题报道的认知基础,主要在于,尽管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本身可能并不能完全改变受众对于某一争议科学议题的态度,但是提升科学素养有利于受众参与科学议题的理性讨论。
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外已经开始对受众的科学素养进行相对系统的研究,并且在不同的科学传播范式下,形成了不同的科学素养研究的重点与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而我国针对科学素养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方式也主要依赖于学校。因此,对于离开学校的其他社会成员来说,科学素养的教育途径更应该由大众媒介、博物馆、科技馆等多种社会组织来完成和承担。但目前尤为凸显和重要的矛盾还在于:从科学传播的研究范式来看,我国的科学传播还整体停留在科普阶段或者是公众理解科学阶段,但是受众一方已经因为转基因等议题的社会性,在个别事件的传播过程中进入了参与阶段。在受众科学素养储备、受众科学议题参与和媒介的科学传播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一方面是受众对于科学信息透明度和科学进步的要求,一方面是受众科学素养还未充分赋予其参与科学议题公共事务的能力。
科学素养的目的不单是为转变公众对科学议题所持的态度,而是要赋予受众以评价的能力和理性的思考,以科学本身的标准作为评价标准。从这个角度而言,对受众科学素养的提高仍然对于科学议题的理解有积极的意义。只有在了解科学议题的基础上,运用理性的评判标准,才能对其选择合理的立场和态度,并且对媒介的科学报道做出合理的评价,对科学争议进行理性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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