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意媒体感知的原因分析

对于媒介敌意效果形成原因，信息处理理论（Theory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从选择性记忆、选择性分类和不同的评价标准提供了解释。^[9]铺垫效果（Priming effect）从心理机制进行了解释，即前期积累的印象在被媒介内容激发后，与新的内容节点相连，形成人们对事件的感知。^[10]而社会身份理论（the Social Identification Theory）则从身份的自我归类解释了敌意效果的形成 原因。^[11]

解释一：信息处理理论。

信息处理理论解释的是受众对信息的处理机制。研究者通过实验和调查将信息处理理论引入到敌意媒体效果研究中，对产生的敌意媒体效果的原因进行分析。Arinyato等研究者认为，在面对相同信息时，具有个人倾向的人比较容易记住那些报道当中的负面消息，他们更容易忽略与对手相关的负面消息，因此，个体总是能记住媒介对自己有敌意的内容。

心理学研究认为，人们对负面消息的关注和记忆是人生存的本能，敌意媒体效果的出现与人们对负面消息的选择性记忆（selective recall）本能息息相关。与选择性记忆紧密相连的信息处理机制则是选择性归类（selective categorization），人们根据自己的立场对相同的信息赋予不同的解释和归类。Schmitt等人在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中，分别对支持者和反对者展示了同一段文字，并请他们就这一段文字写下印象深刻的内容。研究结果表明，双方在回忆的数量和准确性方面基本无差别，但是倾向强烈的人却认为大比例的信息对另一方有利。^[12]

第三种信息处理机制是不同的标准（different standard of judgment）。因为人们一直对自己所属的群体、自己所持的观念具有天然的偏好，在面对反对意见时，他们会认为这些反对意见即使重要也是不值得考虑的。^[13]

解释二：铺垫效果。

铺垫效果原属于认知心理学基于网络记忆模型（Network models of memory）的研究。该研究模型认为，信息以结点（nodes）的形式储存在人的记忆中，每一个结点代表一个概念（concept），这些结点通过关联路径（associative pathways）与其他相关结点链接组成网络。^[14]

科林斯和洛夫特斯提出了激活扩散模型，即记忆网络中的每个结点都有一个激活阈值（activation threshold），如果达到该结点的激活阈值界限，该结点就会被激活并沿着其链接路径扩散到其他结点。然而，如果没有了外在的刺激，结点的激活水平将会随着时间而消失，结点也将处于休息状态。

总的而言，如果从铺垫角度来看人脑对于信息的处理过程的话，可以转化为以下模式：如果一个人近期接触了某信息或者长期接触某种信息，这些信息就成为最易得的信息，在遇到新的信息刺激后，这些在脑海中储存的原有的信息就会与新的信息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而影响到对新信息的处理。

铺垫效果是一种人们理解信息和人脑储存信息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起，社会心理学家开始使用铺垫效果来研究个人感知、刻板印象和态度行为。^[15]具体到敌意媒体效果而言，媒介的刻板印象成为人们在阅读信息时先于信息内容而激发的结点，是人们用来判断信息的依据。(www.xing528.com)

解释三：社会身份理论。

人们通过群体的属性来区分确认“我”和“他”。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人的党派性或群体认同越高，就越会使用群体的认知模型来解释事件。在对媒介的信息进行理解和感知时，人们因自我卷入（ego-involvement）而区分自己与他人的所处的群体和身份，更倾向于积极地保护自我和自我所处的群体，并以此决定对于信息接受或拒绝的程度。因此，即使是中立、平衡的报道也会被认为是具有偏见的。因为受众认为报道不符合或者没有迎合自己所在群体，这也是敌意媒体效果产生的根源。

研究人员从6所公立和私立大学招收了犹太学生和阿拉伯学生进行研究（控制组学生为同一州公立大学的学生）。这些被招募的受试者被告知观看关于中东战争的录影带，观后的反馈将用于完善该录影带。受试者分别观看来自CBS、NBC和ABC对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的报道，并在观看后回答了调查问卷当中一系列封闭和开放的问题。在这一研究中发现，受众对群体的自我卷入影响了传播效果的构想：具有相反立场的两派都认为媒介对自己一方是有敌意的，通过第三人效果假设和卷入程度的检验发现，双方都认为控制组会转向对方，都害怕中立组会认为自己是首先发动攻击的一方。^[16]

此外，在一项针对菲律宾基督徒的研究中发现，即使人们以前从没有阅读过基督教报纸或者穆斯林的报纸，身份认同强烈的基督徒仍然认为穆斯林报纸对自己一方有更大的敌意。^[17]在先前的研究中，受众的自我身份因宗教信仰、职业、国家、党派等属性归类而具有多样性，在不同的议题当中，这些不同身份属性与个体的议题认知一起发挥作用，从而对媒介及媒介的报道做出理解、感知与评价。

本研究通过对受众的调查发现，作为信息获取和储存的新闻认知，其过程的重要特征是个体所具有的选择性，即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记忆。由于海量信息的冲击，作为受众的个体很难在诸多信息中一一记住所接触到的所有信息，只能选择性注意到具有特殊刺激特征和高度相关的信息，并记住高度相关的信息。

传播学者施拉姆曾经说过：“所有的参与者都带有一个装得满满的生活空间——固定的和存储起来的经验——进入这种传播关系，人们根据这些经验来阐释他所得到的信号和决定怎样来回答这些信号。”^[18]施拉姆所说的这种“生活空间”就是受众的认知结构，是受众认知社会问题的基础。对于社会生活当中的任何议题，受众具有因其性别角色、教育水平、利益牵涉、伦理倾向、审美趣味等影响而形成的“预存立场”（predisposition），这些预设的立场成为受众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记忆的前提。在科学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受众对科学传播中的“选择性”并没有消失，这种选择在媒介内容的接收与评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先入之见的认知结构和预存的立场是受众认知转基因议题、评价新闻媒介、解读新闻信息的基础。了解受众对于新闻的认知和新闻偏见的感知无法将受众的认知结构等先入之见和信息选择等过程割 裂开。

在具有批判性意义的文化研究中，也曾就受众的信息理解方式提出解读的能动性：对于同样的信息，受众具有不同的解码方式。作为新闻信息的解读主体而言，其对信息的解读不仅伴随着社会文化的整体氛围的影响，更无法离开本身的先入之见。借用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的“编码/解码”理论，信息通过传播渠道传送出去后，编码者便已经失去了控制权，受众根据其自身的语言环境进行解读。霍尔也曾解释道，受众对信息的解读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原因的影响，受众对信息的解读具有偏好、对抗或协商的不同解读方式，并且这三种模式也不是绝对孤立或者分离的。

在转基因议题的新闻传播中，对于争议性议题的解读既无法脱离社会、文化、历史的宏观环境，也无法回避新闻媒介和媒介报道的中层原因，更不能忽视受众对议题和新闻报道的微观认知。在转基因新闻的生产中，意义的产生伴随着从生产到消费时的所有协商，即科学家与记者的协商、记者与编辑的协商、科学信息与新闻价值的协商、受众对信息理解时的协商。针对同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立场的受众，会有不同的解读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