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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偏见:中立新闻受众感知中的影响

时间:2023-11-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此次调查研究中发现,在部分产生了敌意媒体效果的受众当中,更倾向于选择通过不同的渠道表达自己对转基因议题的看法。产生了敌意媒体效果的受众认为,媒介对于转基因新闻的报道不够全面和中立,媒介的报道受到了外来压力的影响,比如经济利益和舆论压力等。同时,在意见环境的感知测量上发现,产生了敌意媒体效果的受众会认为那些对转基因持中立立场的人更容易受到媒介偏见的影响,认为中立者会转而站到自己的对立面。

媒体偏见:中立新闻受众感知中的影响

敌意媒体效果对受众产生的影响是多元的,这些影响分别显现在公众舆论的感知,少数族群的疏离以及受众对媒介的信任方面。[2]通过对敌意媒体效果的影响进行文献耙梳,梳理出其产生影响主要集中于受众的情绪、意见感知、政治与其他社会参与的行为层面。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与制度差异,结合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可能,本研究则将敌意媒体感知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聚焦于受众的情绪、政治效能感与意见感知影响三个不同方向。研究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情绪影响

首先,敌意媒体效果对受众的情绪产生影响。

Hwang等研究者在敌意媒体效果的研究当中发现敌意感知导致受众出现了媒介愤慨等情绪,[3]对于此,也有后续研究逐渐印证,对于媒介的报道,受众所感知到的敌意媒体效果越高,其愤怒情绪也就越强烈。[4]

情绪本身虽然短暂,但作为个人认知和态度的基础,情绪可能引发后续的其他行为,比如增加抗议、增加意见表达的行为等。在此次调查研究中发现,在部分产生了敌意媒体效果的受众当中,更倾向于选择通过不同的渠道表达自己对转基因议题的看法。这不仅仅是出于要纠正媒介报道所存在的偏见和倾向性,更是被个人感觉到的“愤怒”“生气”“无奈”等情绪所驱动。当产生媒介愤慨情绪的受众认为媒介报道并没有客观、中立、全面地反映新闻事件的全貌时,他们更乐于进行个人的意见表达。

可以说,受众的情绪在敌意媒体效果当中的感知和后续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5]在敌意感知的支撑下,受众一方面采取消极的回避措施,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媒体来进行信息的搜索;另一方面,可能采取积极的行为措施,通过个人意见参与的行为,来抵抗媒介报道和感知到的偏见。

受众对于转基因议题所持有的态度立场、受众对转基因议题的卷入程度、对转基因新闻的直接体验和由此产生的情绪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受众对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和媒体报道本身的态度和后续的行为。越是对某一特定议题持有强烈态度的受众,如果对媒介的报道感到愤慨,则越容易采取强于他人的态度来参与到议题当中,无论这种参与是表达式参与还是其他行动式参与。

2.媒介信任影响

由前文研究数据可知,敌意媒体效果的出现与新闻的可信度相关。可信度高的媒介其产生的敌意感知低于可信度低的媒介。另一方面,新闻可信度与媒介的敌意感知之间是一种互生关系。Tsfati和Cohen研究了加沙定居点的民众产生的敌意媒体效果与媒介信任、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发现敌意媒体效果降低了个体对媒介的信任,媒介的信任与对民主的信任正相关,而对民主的信任与暴力抵抗政府的行为意愿负相关[6]也就是说,媒介偏见的感知间接地导致了暴力抵抗政府的意愿的产生。

在本文中,就转基因议题的报道而言,越是认为媒介站在了与自己相反的立场上的受众,越认为媒介没有如实地反映新闻事件的全貌,没有将转基因议题的全部信息告知公众。产生了敌意媒体效果的受众认为,媒介对于转基因新闻的报道不够全面和中立,媒介的报道受到了外来压力的影响,比如经济利益和舆论压力等。受众认为,由于受到外在压力而无法真实反映新闻信息的媒体,其可信性和权威性值得怀疑。由于敌意媒体效果降低了受众对媒介的信任,受众会转而寻求其他信息源作为补充,其中部分信息可能来自非专业的社会化媒体,这些媒体当中的信息与受众原有的议题立场相同,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受众对专业媒体的不信任。

3. 意见环境感知

敌意媒体效果在受众的意见环境感知方面有重要影响。以往的敌意媒体效果研究,集中聚焦于产生敌意媒体效果的受众如何表达自己的看法,以及受众的观点表达与敌意媒体效果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在本研究中发现,产生了敌意媒体效果的受众认为:媒介报道所呈现出来的偏见对自己的负面影响小于对其他人的影响,自己原有的观点和态度不会因为媒介的报道而转变。同时,在意见环境的感知测量上发现,产生了敌意媒体效果的受众会认为那些对转基因持中立立场的人更容易受到媒介偏见的影响,认为中立者会转而站到自己的对立面。将中立态度持有者视为“脆弱”和“易受影响”的一方,是出现媒介敌意效果的受众的一个显著认知特征。

与对中立者的感知和评价不同,产生敌意感知的受众认为自己对转基因问题了解较为清晰明白,因此作为“理性”的个体,立场是相对稳定的,自己不容易被媒介新闻所引导,更不会因为媒介偏见的出现而受到影响。对于与自己观点相反的人,敌意感知者认为,由于对方的“非理性”,加之媒介本来就偏向对方的立场,媒介不仅不会改变对方对转基因议题的认识,甚至认为媒介报道和对立一方的存在,会使自己一方的观点更受到不利。面对这种感知状况,即便是中立的媒介所报道的中立信息,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起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4.外在政治效能感(www.xing528.com)

通过敌意媒体效果与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分析发现,敌意媒体效果与受众的外在政治效能感负相关。在我国,媒介是国家所有制,受众认为,大众媒介在某些程度上代表了国家和政府对转基因这一问题的态度与立场,媒介所报道的,可能就是政府对于这一事件的立场和政策。受众认为,大众媒介对转基因议题的报道,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政府对转基因议题的观点,媒介站在谁的角度上说话,就代表了政府对转基因议题的立场。

受众对转基因议题的偏见感知影响了受众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尤其是敌意媒体效果强烈的受众,其外在政治效能感低,即认为政府也不会在意自己在转基因议题方面的观点,即使向政府机构和媒介反映意见,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也不会被重视和采纳。一方面,受众认为自己离专业化大众媒体较远,除了自己所使用的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无法与媒体进行其他的沟通,无法通过媒介向政府反映和表达对转基因政策的意见,甚至认为就算自己说了什么,其意见属于少数派,并不能起到太多作用。

5.意见表达的影响

基于以上问题研究,我们进而对受众的意见表达意愿趋向层面和意见表达空间意向进行了分析,发现敌意媒体效果提高了受众意见表达的意愿并可能导致意见极化的出现。

在意见表达的意愿层面,敌意媒体效果促进了受众的意见表达式参与的意愿。受众在敌意媒体效果的影响下,希望通过自己的意见表达,发出自己立场一方的声音,从而降低他们感知到的媒介偏见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敌意媒体效果通过增加了受众的媒介愤慨情绪而使受众参与到意见表达的行动当中。Rojas也证明,对于感知到敌意媒体效果的受众,更趋向于通过意见表达这样的行动来纠正媒介偏见所带来的负面作用。[7]

产生敌意媒体效果的受众更倾向于认为媒介报道的导向与自己的观点相对立,媒介所站的这种立场对其他中立者具有负面影响。因此,减少或降低媒介报道和媒介偏见的负面影响,是出现敌意媒体效果的受众进行意见表达的动力之一。

在意见表达的空间层面,受众的表达趋向不同。前文研究的数据中发现,受众在诸如人际交谈、朋友圈的个人层面的表达高于在微博和网络新闻论坛或评论的表达,受众在完全公开的公共空间内的表达意愿最少。矛盾的是,受众的表达意愿因为敌意媒体效果而升高,但是受众的公开表达在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因敌意媒体效果而感知到意见环境的“敌意”。受众认为,由于媒介报道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中立者也会因为媒介的报道转而支持对方,这就使得自己一方的意见在公共空间内就成了“少数人”的意见。如果作为少数的意见在公开的空间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会因此而招致多数意见的敌对与责难。

因此,受众在敌意媒体效果的影响下,使得话语在“小世界”内进行传播,即个人的意见在那些不会受到过多压力的小圈子内传播。从传播空间上看,意见的传播趋向于个人空间,混合空间次之,公共空间最低;从传播群体来看,个人的话语趋于传播在与自己立场相同的内群体当中,而公共空间当中的“沉默的螺旋”效应并没有消失。

6. 可能附加的效果:意见极化

受众对感知到的敌意有两种抵抗的方式:消极的抵抗和积极的抵抗。消极的抵抗是对媒介内容的抗拒,即努力寻求其他的信息源;积极的抵抗则是采取“纠正”行为,通过其他空间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两种抵抗的方式都可能带来意见的极化现象的出现。

首先,作为消极的抵抗,受众会选择性使用媒介信息。因为敌意媒体效果的出现,受众更倾向于回避对多元意见的接受,选择搜寻与自己观点和态度相似的信息。如果搜索到这类与自己意见和观点相似的信息,受众的原有意见则会得到强化。在判断其他信息时,受众认为其他观点的媒介信息与自己立场不符,因此依然使用自己原有的观点与标准。由于网络发达与社会化媒介发展,为选择性接触信息提供了便利和可能,而受众通过其他媒介和意见领袖的相似观点的搜索与接触,就有可能强化个体原有信息与观点。因此,即便受众以自己的认知接触并理解新的媒介信息时,也仍带有原有观点的 影子。

其次,作为积极的抵抗,受众会进行选择性讨论和表达。受众的选择性讨论体现在选择讨论对象与讨论的环境两个方面。在前文研究发现,由于受众对意见气候环境的感知,认为大部分的中立者可能会在媒介偏向的报道引导下,站在与自己对立的角度上。为避免可能给自己带来被孤立的后果,受众在选择讨论对象时,尽可能选择与自己观点相近或者那些不会孤立自己的环境。同时,网络大大地提高了受众信息选择的可能性。虽然以BBS为代表的网络论坛开始衰落,但是具有同质化特征的小媒体又开始出现。[8]例如,在微博与微信中,具有相同经验、类似情绪、相近观点的受众形成了小的聚合群体,意见在小聚合群体的交流,增加了意见极化的可能。

在本研究中,受众对“选择性” 的考虑更多是出于意见的可接受性、媒介的近用性以及最能够带来的直接表达的结果。通过意见环境的推测来推测意见环境是否利于个人的意见表达与话题讨论。例如,受众愿意选择以私人空间为主的表达渠道,包括与周围的家人、朋友交谈、在微信等私人空间内表达,以使意见表达和讨论既能纠正媒介的偏见报道,又能够减少自己可能面对的孤立。而以个人的社会网络为背景进行的私人空间的议题讨论与观点的交流,往往发生在具有同质化特征的人群当中。遗憾的是,这些个体一般都具有相近的观点与情绪,议题的讨论不仅不能带来观点的碰撞,反而可能使受众原有的观点会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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