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研究内容所选取的研究议题而言，以转基因议题为代表的科学新闻信息的传播逐渐增多，由于科学新闻本身面临着新闻生产规范和科学规范的双重约束，转基因科学新闻的传播也引发了诸多讨论。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的科学传播总体概况进行梳理：
目前我国国内对于科学传播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型，包括：科学传播的概念辨析和模式介绍；科学信息的传播主体研究；科学传播的受众研究；我国科学传播中的新闻报道分析；不同媒介技术背景中的科学传播；科学传播的风险防范与危机处理。
第一，科学传播的概念和模式介绍。通过对科学传播概念的引入、介绍和科学模式的分析，使科学传播概念逐渐清晰。对国外科学传播模式的梳理与反思，是我国科学传播向国外研究前沿看齐的一个路径。[66]科学传播早期的“缺失模型”认为在科学和社会关系中相关的基本问题中，公众是无知的，或者说公众对科学的理论、事实和过程都不理解。随着媒介素养、科学素养和民主环境的提升，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也不断增多，在此基础上，科学传播也从“缺失模式”逐渐走向“民主参与模式”。作为科学传播起步较晚的国家之一，对于国外科学传播模式和实践内容的引荐也是我国科学传播向前发展不可逾越的一步。如何通过借鉴国外科学传播的发展而使科学传播更适合本国国情，也是科学传播概念引介的意义。
第二，科学传播中的传播主体研究。通过对我国257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调查研究，指出由于媒介商业化倾向，而导致院士对媒介影响力与公信力的评价有所不同。[67]另外，通过对“自然之友”等民间NGO组织在科学传播中的工作研究，“科学松鼠会”在科学传播中的谣言破除功效的研究等，探索民间兴趣小组在科学传播的力量，寻求提升科学知识普及，加强受众主体性的可能。
第三，科学传播的受众研究。从受众的媒介使用研究，受众的诉求分析指出：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对科学知识和技术有自主化的诉求的群体。作为科学传播的受众，既排斥宏大叙事和艰涩理论，又希望能够用网络媒体就科学知识进行交流与沟通。[68]作为科学知识普及和科学传播的基础，公众的科学素养逐渐成为科学传播研究当中受众的重要阵地之一。美国国际科学素养发展中心的Miller提出并先后修正了科学素养的“三维度模式”，使科学素养调查与研究逐渐走向精细。我国也多次通过全国性的科学素养调查，对公众的科学素养进行把握。随着科学传播研究的深入，科学素养调查也逐渐显露出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趋势与细化，各国结合本土文化与特色，将定性与定量的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科学素养评测体系。(www.xing528.com)
第四，科学传播中的新闻报道分析。对涉及健康、环保等复杂科学议题的内容分析是我国目前科学传播研究数量较多的一个研究方向。这些研究希望通过对不同媒介当中的科学相关议题进行对比分析，对转基因议题等生物议题的媒介报道进行梳理，指出媒体在转基因报道中存在的问题。[69]通过对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新闻报道中的框架、归因进行梳理，在不同媒体间进行对比，寻求提高科学传播质量的方法。
第五，媒介技术视角的科学传播。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来看，互联网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一方面为受众参与科学传播活动提供了便捷的互动途径，另一方面消解权威的社交媒体和缺乏把关审核的传播机制。因此也容易造成产生谣言的环境，又为舆论引导带来了一定压力。科学传播从纸质形态媒体中的科学传播到电子时代的科学传播内容与形式，再到互联网时代的科学传播路径与机制，探讨研究科学传播的主题和模式演进，并寻找受众意识的改变对科学传播的影响，寻求适应于时代和技术发展的科学传播路径。[70]
第六，科学传播的风险防范与危机处理。作为由制度性结构支撑的风险社会，由于一系列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而具有人为不确定性特征，从而使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走向更复杂化、更偶然化的方向。作为具有不确定性的科学技术，其发展带来的短期效益与逐渐凸显的风险使公众对科学本身充满怀疑。因此，科学传播与风险研究相结合，一般着眼于“预警原则”，既寻求降低风险的概率，也探索增加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信赖。[71]另外，从危机传播的方向来看，将科学传播与危机解决相结合，一方面，危机围绕医疗、科学议题；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科学知识能够化解危机，从而取得传播的良好效果。
从研究内容来讲，科学传播在新闻文本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新闻信息接收者为主的受众研究、效果研究和新闻信息传播有关的公共关系研究等领域都有涉猎。但总体而言，经验的研究多于批判研究，逻辑思辨的分析多于实证的研究。作为科学传播研究起步较晚的国家之一，我国科学传播研究依然存在可拓展和深入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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