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与受众感知：中立新闻中的媒介偏见感知

媒介偏见的受众感知不仅影响受众对新闻文本意义的解读，也影响着受众对议题的表达式参与和行动式参与，因此，从受众层面来分析媒介偏见的主观感知，对新闻内容传播、受众意见感知、社会舆论形成研究均具有意义。

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在媒介偏见研究方面，多关注于新闻生产与流通层面的偏见成因、结果与影响，对受众偏见感知及在这种偏见感知影响下的行动回应的理论和实证关注都不多。因此，本研究以敌意媒体效果为受众偏见感知的研究基础，对受众的媒介偏见感知、媒介偏见感知下的意见感知和意见表达进行探索式研究。唯有将受众的媒介偏见感知纳入媒介偏见的研究范围中进行思考，对受众的新闻报道偏见感知与回应进行分析，才能将媒介偏见研究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媒介偏见研究中，一般对新闻生产中的偏见研究较多，而对受众的偏见感知与影响研究较少。本研究将目光转向偏见研究的另一端——受众，结合社会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围绕科学传播中的争议性问题，分析受众心理与行为，寻求降低受众媒介偏见感知、改善新闻传播环境、优化传播效果的路径。

在受众的媒介偏见感知方面，聚焦于受众对于媒介偏见的认知，即受众是否感受到媒介偏见的存在，如果受众感受到媒介偏见存在，这种感知与什么相关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等，都是媒介偏见的感知研究所需要深入分析的内容。

试问，如果受众认为媒介报道站在了与自己立场相反的一端，这种偏见的感知来源于受众对议题认知的影响，还是来源于受众对媒介认知的影响？因此受众的敌意媒体效果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也都是对媒介偏见感知进行分析的一个重要方向。

此外，敌意媒体效果的研究对于媒介偏见研究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了解受众对媒介内容与媒介偏见的解读。研究不仅仅将目光聚焦于受众对于新闻内容的解读和再生产，而是聚焦于媒介偏见的认知、解读和再生产方面。在传播学的受众主动性研究当中，对于受众的内容解读和“主动性”的思考也一直都受到关注与热议。霍尔曾提出受众的“编码/解码”的理论，认为受众对于内容的解读会产生不同的方向，受众不仅向内容妥协，也能够反向地进行对抗性解读。作为主动性的受众，如果媒介内容的解读具有不同的方向，那么对媒介偏见的感知是否也具有不同的方向，这也是对于媒介效果研究需要分析的内容。(www.xing528.com)

将媒介的呈现与受众的感知结合起来思考媒介偏见研究，还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从媒介偏见的定义来讲，对于“偏见”本身操作化定义存在的局限性，使得在媒介报道当中存在的媒介偏见难以得到测量。对于媒介偏见，有的研究从报道的篇幅出发，有的研究则从报道援引的消息源出发，但无论哪种操作化定义，在测量媒介偏见的时候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较好反映报道是否存在媒介偏见。其中，媒介偏见难以得到较好的实证测量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媒介偏见的研究有赖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对于媒介偏见的实证研究，大多来自对媒介报道的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研究者本身的意识形态、研究者所站的角度、专业水平都将影响研究者对报道内容的解读与评价。

其次，在Domke、Watts 、Shah & Fan的研究中，分析了1988年、1992年和1996年的三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新闻报道和公众舆论，发现虽然公众认为媒介不仅偏向于民主党，而且针对保守党候选人的反对也在不断增加。^[15]但证据表明，公众对媒体偏见的看法并没有对应到实际的新闻内容的呈现中，因为研究者发现只有在1992年的大选中出现了媒介对于民主党的偏向。既然报道当中并没有存在明显的媒介偏向，但是公众依然认为媒介偏向的存在，那么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则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是，在媒介报道可能存在的偏见之外，受众是如何认知媒介报道与媒介偏见的？对于媒介偏见研究，我们也要思考的问题时，在很多时候，媒介并没有明显的偏见，但为什么受众会产生这种偏见的感知？

通过敌意媒体效果研究，目的在于了解媒介偏见呈现与受众偏见感知之间的偏差，让我们认识到受众作为偏见感知的主体，其媒介偏见的评价是媒介偏见的现实呈现。在以往媒介偏见研究中，一般都将新闻的生产者和新闻生产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寻求改进媒介偏见的路径，本研究希望直接以新闻传播中的受众对媒介偏见的感知为中心，寻找影响受众新闻偏见感知的要素，进而分析受众参与媒介信息传播活动的动力与意愿，将受众的偏见感知与后续的信息传播参与行为纳入信息传播的系统当中，寻求优化信息传播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