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新闻中的偏见感知及其对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在敌意媒体效果的研究中，政治议题、环境传播议题、社会热点问题、科学技术议题等领域的诸多争议性议题，都被用来测量和分析受众的媒介偏见感知。因为从敌意媒体感知的研究基础来看，具有重大意义的争议性议题会牵扯各方利益，一般都有较高的关注度，不同公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有所不同，议题的讨论也相对较多。争议越大、受众立场不同，受众的关注度越高，受众对相关议题的新闻报道的反应也较快速。

本研究以具有社会争议性的“转基因生物技术”相关新闻作为受众偏见感知研究议题，分析受众对转基因新闻的偏见感知及这种感知对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选择“转基因生物技术”议题，既考虑到转基因议题有较高的关注度与争议性，满足敌意媒体感知研究的基础条件，也考虑到“转基因生物技术”等科学新闻信息传播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与面临的实际 问题。

科学研究与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可以用作个人决策的制定，也可以帮助公众参与社会议题，同时还是文化事业创新的动力和社会生产率提高的要素。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无法离开科学的贡献。从看病就医、疫苗接种等个人生存与发展层面，到关乎国计民生、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战略层面都无法离开科学的支持，可以说，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基石。

随着网络与移动技术的发展，人们科学技术信息的接触频率与数量都逐渐上升。技术的便利与迅捷既推动了科学知识的普及，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一方面：受众能够快速获得更多科学技术相关的新闻信息来满足个人需求，为日常生活所用。另一方面，具有风险的科学议题和科学新闻的快速传播也使得受众对争议性问题的讨论也普遍增多。以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F”）为例，农业部曾于2010年3月15日发布过题为《农业部就农业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安全等问题答问》的文章^[11]，文章中指出：

基因是携带物种遗传信息的DNA片段，是控制物种遗传性状的基本单位。基因通过转录、翻译成蛋白质表现出生物的特征特性，可以在繁衍过程中代代相传。转基因技术就是将控制已知功能性状的基因，通过生物技术手段转入目标生物基因组中，使其获得新的功能特性并保持原有遗传特性，从而获得新品种、生产新产品。文章同时指出，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具有两方面的优势：

第一，传统育种技术只在同一物种内进行基因交换，而转基因技术可以实现不同物种间的基因交换，扩大控制特定性状基因的利用范围；第二，传统的杂交育种技术中的基因交换是整个基因组参与的，不能具体到某一个特定基因，而转基因技术是将一个物种的特定功能的目标基因转移到另一物种基因组中，后代表现可准确预期。^[12]

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争议也从未间断：对于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支持者认为转基因可以减少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剂量，提高农作物的抗虫性，并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营养价值，从而解决粮食短缺等问题，因此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步骤；同时，反对者认为，转基因食品破坏了自然界生物发展的结构与规律，对人体有潜在的危害，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也存有疑问。虽然目前对转基因生物技术和食品是否有危害尚无确定性结论，但是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对转基因议题的争论一直围绕着转基因新闻，并随着每一次转基因议题相关事件的发生而掀起巨大的争论。

诚然，科学议题讨论的增加，是公众对科学问题关注度提升的表现之一，也是公众本身参与社会事务意愿增强的象征。但是，层出不穷的科学谣言与其他公共事件导致的情绪化传播，不仅动摇了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信心，也给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为科学研究的前进和科学技术的研究设置了一定压力。(www.xing528.com)

在科学新闻的传播中，意义的产生伴随着从新闻生产到新闻消费时的所有协商，其中包括科学家与记者的协商、记者与编辑的协商、科学信息与新闻价值的协商、受众对信息理解时的协商。针对某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具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的受众，会有不同的解读偏好。受众对于转基因议题争论不休，不同立场的受众在面对转基因新闻时，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解读，并进行再加工与传播。可以说，转基因等科学议题新闻的传播既无法避开社会环境、文化因素的影响，也不能避免立场不同和背景各异的受众的解读。受众在接触议题新闻报道时的认知、媒介偏见感知与其他态度和行为，都是决定科学议题能否良性传播的重要因素。

正如爱弥儿·涂尔干（Emile Durkheim）曾在其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 式》中讲道：

事实上，在所有社会生活中，科学都是以舆论为基础的。毫无疑问，这种舆论既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也被当作构成科学的基础。科学作用于舆论的必备力量恰恰是在舆论中获得的。^[13]

在复杂的科学传播系统之中，作为科学信息传递的主要形式，科学新闻在科学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是科学知识在社会语境中的一种媒介再现（media representation）。^[14]但是，这种对社会公领域和私领域都有影响力的媒体再现与受众感知之间并不对等，新闻媒介报道的内容不能与受众接收与感知画等号。如果受众在其立场的支持下，认为新闻媒体与新闻内容具有偏见，就会导致其对科学产生怀疑，降低科学传播的效果。本书认为，针对同一个具有争议的议题及新闻报道，具有不同立场的受众，会对媒介与报道内容产生不同的偏见感知与评价倾向，而这种感知偏向进而影响受众的舆论感知、意见表达以及其他行为。

在传统的科学新闻的传播研究中，有两个潜在假设：第一，是认为媒介及媒介报道本身倾向性较小；其次，是受众对科学知识的评价和接受不存在倾向。第一种假设认为：科学传播中的新闻报道本身是中立的，其信源是可以信服的，如果科学报道出现不准确的问题，则是由于科学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造成的。第二种假设观点认为，受众对科学传播信息的理解不同于对一般信息的理解，在科学信息的接受中只存在“无意识”的无知，而足够的科学素养能够修正科学信息接受中的偏差。但是基于媒介敌意效果的研究发现，作为偏见的另一端，受众在接受科学传播的信息时也同样具有偏见，科学传播中的争议性越大，越容易引发不同观点的受众对媒介报道产生偏见。

基于以上观点，本研究的提出意在说明：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将媒介的再现与公众对科学新闻的感知相结合，从公众的知识结构、媒介使用、媒介认知、媒介内容评价等多角度出发，分析公众对科学议题的认知、对新闻媒介与报道内容的感知及其他行为参与，使该研究既能够对受众的媒介偏见感知有初步的检视，也能够对受众在其感知影响下的表达参与行为有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