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明展，重温隋唐风华

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炀帝命将作大匠宇文恺修建东都洛阳城，同时，开始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沟通了南北运输，使江南富庶之地的粮食可以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运抵东都洛阳，保证京师长安的粮食供给，也使洛阳再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促进了洛阳的繁荣昌盛。东都洛阳城历时10月建造完成，此后唐朝和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相继以此为都，历时300余年。唐代的洛阳与长安并称为东西两京，当时洛阳经济之繁荣、文化之昌盛，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隋唐洛阳城内街道纵横，里坊井然，三市繁华，商贾往来如织，万方来朝、辐辏洛阳，煌煌帝京，气象万千！

隋唐洛阳城由皇城、宫城、含嘉仓城、外郭城、曜仪城、圆璧城、东城以及上阳宫城等部分构成，自北向南，以龙光门、玄武门、天堂、明堂、应天门、端门、天枢、天津桥、定鼎门大街及定鼎门，贯穿圆璧城、曜仪城、宫城、皇城、外郭城，形成城市南北轴线。外郭城西南有上阳宫，始建于唐高宗上元年间，高宗晚年常居于此，武则天还政于中宗李显后也居住于此，并驾崩于上阳宫仙居殿。

大运河是隋炀帝时期开凿的一条贯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漕运的重要通道。这一工程兼有引水、蓄水、排泄、治理等多方面的作用。在运输组织方面，唐、宋都专设有转运使和发运使，统管全国运河和漕运。随着运河通航条件的改善和运输管理的加强，运河每年的漕运量由唐初的20万石，逐渐增加到400万石，最高达700万石（约合今11.62亿公斤），使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成为京师长安重要的粮食保障地。

唐代实行两京制，但帝王墓葬主要集中在长安附近，洛阳的唐代皇陵只有李弘的恭陵和昭宗的和陵。恭陵的墓主人李弘是唐高宗与武后的长子，显庆元年即公元656年，李弘被册立为太子。据史料记载，李弘生性仁孝敦厚、温良谦恭，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675年李弘去世，时年只有24岁。高宗极为哀伤，于是下令以天子之礼葬李弘于偃师缑氏，按照《新唐书》记载：“营陵功费钜亿”，可见陵墓等级之高。李弘的太子妃裴氏死后陪葬恭陵，称为哀皇后陵。

这组器物便出土于哀皇后陵之中，上世纪末，一伙不法分子潜入恭陵哀皇后陵中，大肆盗掘陪葬文物，警方侦破案件后追回被盗文物，经鉴定国家一级文物有24件，而展柜中所展示的蓝釉瓶、蓝釉灯、酱釉三足盖罐、酱釉盆等器物便是哀皇后陵中的精品，它们器形规整、做工精湛、釉色亮丽，有典型的唐代皇室器物风范，也是唐代釉陶器中难得的精品。(www.xing528.com)

东罗马金币，1981年龙门安菩墓出土，圆形，正面为一王者形象，左边缘有铭文“FOCAS”；背面是胜利女神像，左边缘有铭文“CTQPIA”，为东罗马皇帝福克斯的铸币，其铸造年代为公元602—610年。这是洛阳出土的第一枚外国金币。

海兽葡萄镜是唐代铜镜最引人注目的门类。根据史料记载情况可以判断，海兽葡萄镜在唐代高宗和武周时期较为流行，形制多为圆形，也有少量方形或菱花形，使用范围主要在唐代的关内道、河南道、淮南道等地。这种铜镜在洛阳地区也有大量发现，镜背主要装饰海兽以及葡萄的枝蔓和果实。海兽是古人以狮子为蓝本创造的神兽，而狮子和葡萄都原产自西域，在流行于内地的铜镜上装饰西域的物种，由此可见唐代与西域乃至欧洲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十分密切，许多物种和工艺都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原，传到洛阳，因此，洛阳自然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之一。

这件文物是杨国忠银饼，因为背面刻有唐代权臣杨国忠的名字而得名。银饼背面的刻款让我们了解到它来自四川达州，主管税收的官员名叫朱义，而作为主管全国税收和经济工作的权臣杨国忠也自然要在银饼上留名。唐代所实行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男丁每年需要向朝廷缴纳一定量的粮食和布匹，还要服徭役20天，到唐代晚期租庸调制接近崩溃，赋税和徭役都可以折算成银两直接缴纳，朝廷和官员便借机搜刮民脂。这件银饼可以让我们了解唐代的赋税政策，也见证了洛阳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和国际都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