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社会角色冲突的影响

社会角色的冲突可分为角色内冲突和角色外冲突，角色内冲突主要是社会人物扮演角色的冲突，角色外的冲突是指社会人物与其他社会人物角色的冲突。

（一）史量才的社会角色内冲突

史量才的角色内冲突主要体现在掌管申报馆之后，围绕报人、商人和社会活动家的不同角色扮演，史量才不断地变换职责，角色内的冲突不断发生。

报人角色与商人角色的冲突。在当时国内报刊中，《申报》与其他报刊相比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首先是其办报的历史比较悠久，在上海甚至全国读者心目中有着稳固的地位；其次，《申报》办报方针和评论风格总体上是比较稳定的，申报馆的基本架构比较完整，采编人员队伍比较稳定，不需要进行伤筋动骨的改动。虽然，史量才也提出了“史家办报”的思想，将经营《申报》纳入治史范畴，“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17]。但实际上，史量才的报人角色成功于报馆的经营管理上。史量才聘请陈景韩管理编辑工作，聘请张竹平负责广告和经营，很快让昏昏欲睡的《申报》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申报馆是史量才报人角色和商人角色的联系纽带，一旦商人的角色发挥功能，报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这种冲突在收购《新闻报》股权事件中得到集中展现。

商人角色与社会活动家角色的冲突。在西方发达国家忙于欧战及战后的经济恢复、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并刺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史量才依托申报馆进军实业，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然而，作为一个拥有家国思想和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史量才“着眼社会事业，以为一国之兴，文化实其基础”^[18]，充分利用《申报》平台，拓展其救国济世的雄伟抱负。在《中华民国新地图》序言中，史量才指出：“确认史地二科，凡人生基本观念之所以确立，与夫爱群爱国心之所由培成，胥于二者是赖……得此不啻置邮而通也。”^[19]在“一·二八”事变中，1932年2月4日，史量才等电请政府向十九路军增援：无上海即无全国，置十九路军而不援，岂特弃我300万市民？^[20]史量才的这些社会活动，“始终站在国家与民族的立场上，对国民政府及某些官员的妥协退让与腐败行为进行不留情的揭露与批评”^[21]，已经超越了商人的角色职责范畴，不得不在商人和社会活动家之间做出选择。

社会活动家角色与报人角色的冲突。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史量才频繁参与社会活动，不仅组织和参与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运作，而且参与民主人士的政治活动，甚至还被蒋介石聘为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务。早在1931年11月底，《申报》就在国内率先发表了《宋庆龄之宣言》，称：“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22]公开反对蒋介石，支持宋庆龄反对蒋介石的政治活动。1932年，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前后，史量才与其发生了直接联系，“宋经常与杨杏佛、史量才商讨发表文件”^[23]，并以记者身份参加了该组织的成立大会，发表了抵制蒋介石新闻统制政策的言论。在敏感的社会活动上，史量才利用《申报》频频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发难，质疑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苏区的“围剿”，质疑“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同时也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申报》禁邮”事件即是明证。史量才的社会政治活动，实际上放弃了报人客观中立立场，报人的角色被冲淡了，成为社会活动家角色附属。(www.xing528.com)

（二）史量才的社会角色外冲突

史量才社会角色外的冲突是伴随史量才资本帝国的壮大而产生的，社会角色出现职责上的超载，并逐渐沉淀累积起来，导致与国民党政府当局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首先是超载的角色职责被过分地沉积下来。申报馆在经历了席子佩官司案后，史量才逐渐收购了申报馆所有股份，其商业才能逐渐得到空前释放。此时，不仅外界将史量才尊为上海滩“报界皇帝”、“报界大王”，甚至连史量才自己也认可这一身份。作为上海滩实业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在面临日本入侵、国民党政府无作为的局面下，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承担起了“战时临时政府角色”，史量才的角色扮演超出了角色范围。根据维持会会员、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在1932年5月3日的日记记载：“近日无论到何处反政府空气甚为浓厚”；“因恨政府，每次开会会员故意唱高调，使政府难堪，此云攻心之法也”。^[24]上海市政府在淞沪抗战中的角色缺失和史量才的角色超载，都是不正常的角色扮演现象，史量才在此时的地位和影响超出了本身的角色范畴。

其次是加剧了社会角色外的冲突紧张。个体常常通过身份地位和角色行为的职责承担，与社会结构发生联系。史量才社会角色的超载，角色的功能被过度放大，都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互动联系。这种状况导致与蒋介石政府当局的紧张对立，如果说“《申报》禁邮”事件只是警告的话，民主人士杨杏佛被刺事件就是赤裸裸的威胁，而沪杭公路上的暗杀事件则是最为直接的行动了。作为报人、商人，甚至社会活动家，只要能在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角色支配下活动，应该还是比较安全。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和“怀抱儒家道德价值的商人”^[25]，是不希望国破家亡的，史量才角色外的冲突既是自我角色的突围，也是社会组织和历史时代的推动。

作为中国新闻史上一位卓越报人，史量才的社会角色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的特点，其角色扮演在报人、商人和社会活动家之间不断切换，角色内冲突和角色外冲突不断发生，乃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暗杀。在其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负责的报人、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积极入世的社会活动家的身影，是了解民初新闻史、了解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