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的社会角色变迁与民元新闻业研究

角色理论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是研究社会历史人物的重要方式，“几乎没有哪一个社会学概念像‘角色’这样被频繁地使用，角色的使用已远远超过社会学范畴”^[8]。通过研究人物的角色扮演，研究者可以找到恰当的切入点，更好地整体性把握研究个体对象的面貌和属性，并能深刻地剖析研究对象的内在世界。

角色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实用主义先驱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象征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米德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其逝后出版的《心灵、自我与社会》中，观点包括，“自我概念为行为提供重要动机”，“个体和群体受到文化和社会过程的影响”等。^[9]米德的研究启发了后之研究者，特别是关于个体角色的问题，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的贡献尤为突出。在《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中，特纳提出，“所有人展现其自我概念为某种特定的客体”，“行动者是以一种能够强化自我概念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10]。特纳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个体的自我认定，以及在概念化身份角色中实现现实化角色行为，是诠释行为个体发生和发展的便利研究模式。

社会角色展现行为模式，不仅与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相关联，同时与社会期望和角色期望有密切关系，当一个人履行某种地位的权利与义务时，他就在扮演一个角色。角色的扮演包含社会群体赋予的身份和自我认定的身份，以及该身份所应该发挥的社会动能。作为一项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工作，准确界定历史人物的社会角色，有利于深入剖析历史人物。

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里，人物的角色变换亦呈现复杂的状态。有研究者就指出，“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极为独特”，“他们都是在传统文化基本价值之内接受西方文化的”。^[11]因此，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呈现出复杂情况，从角色扮演和角色冲突的角度分析当时知识分子的身份，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人物的抉择，更深入地洞察历史事件的深层原因。

假以面上之审视，进行描述性之梳理，在不同时期里，史量才的社会角色则不尽相同。

进步青年的角色。青年时期的史量才敢于接受新式教育并创办新式学校，在科举盛行的末日余晖里，其思想还是比较前卫和开放的。黄炎培回忆说，“山东路望平街时报馆上层息楼”和“赵竹君的家惜阴堂”都是上海进步人士经常聚会的地点^[12]，而史量才就是“息楼”和“惜阴堂”的常客。特别是“惜阴堂”，赵凤昌在这里联系当时的实权派人物，促进南北议和，号称“民国产婆”。在这些聚会场所，史量才结识了黄炎培等海归精英，结识了张謇等立宪派人士和程德全等地方实力派人物，获得了各界领袖人物的赏识。据称，史量才原名史家修，“量才”的名字就是根据张謇“量才录用”的评价而得来。辛亥革命期间，史量才参加了上海地区的革命活动，革命后任职松江盐务局长。史量才的学习经历和活动情况足以说明，青年的史量才属于进步青年。(www.xing528.com)

报人的角色。1912年10月，史量才在张謇等人的支持下，完成对席子佩《申报》的收购，成为《申报》主人直至被杀身亡。按照申报馆撰写的《史先生传略》的说法：“二十余年，未尝少懈，实为一生心血之所凝结。”^[13]特别是经过三十年代对《申报》的各项革新，史量才终于将《申报》打造成世界知名的报纸，获得《泰晤士报》北岩爵士的青睐，得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沃尔特·威廉博士的赞许。实际上，“报人”是史量才本人和社会共同认可的一个角色，按其对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贡献来判定，可谓实至名归。

商人的角色。史量才收购申报馆本身就是一次商业活动，时人也认为“史量才是精通‘生意经’的”^[14]。从1921年开始，史量才初步完成了对《申报》的改革，开始涉足银行业和实业领域，与华侨商人黄奕住合资发起成立中南银行，与徐采丞合资开办了“民生纱厂”，坚持扶助“五洲大药房”并成为其第一股东，坚持扶助中华书局等等。在新闻业内，史量才不动声色地收购了上海《时事新报》和《新闻报》，以及天津的《庸报》，成为名副其实的“报界大王”。此时，史量才建立了一个包括新闻业在内的、涵盖多领域的商业帝国，商人是其重要角色扮演。

社会活动家的角色。“九一八”事变是史量才社会角色转变的节点，自此以后，其社会政治活动日趋频繁，在“一·二八”事变中达到顶峰，短暂充当上海政治领袖的角色。

一是在政治上积极参与或领导社会活动。以“壬申俱乐部”成立（1932年1月28日）为标志，史量才开始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几天后，“壬申俱乐部”扩大成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担任会长，积极支援和服务十九路军的抗日活动，实际上承担了战时临时政府的功能。之后，史量才又担任淞沪战区善后委员会副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兼任农村复兴委员会会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职。此外，史量才聘请陶行知、黎烈文等进步人士任职《申报》，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出批评：“国民党主政六年，于我国家我人民曾有何政绩？不过徒存留若干宣言决议案，纸上之史料耳！”^[15]

二是在文化上积极开展服务社会的活动。以发布《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为标志，史量才开始以申报馆为载体，扩展其业务，包括开办“流通图书馆”，创办“新闻函授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发行《申报月刊》，出版《申报年鉴》、《申报丛书》、《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等，可谓风生水起。史量才的解释是：“报馆不仅是一个商业机关，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机关，是应该替社会服务的。”^[16]史量才的这些改革，让申报馆在无形中取代了上海地方政府的一些职责，大大提高了申报馆主人在上海地方市民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