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都有积极入世的共同行为特征，“自任以天下之重”。这正如孟子所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一个军阀混战、政权不统一、随时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国，以实际行动为民族独立作出贡献是每一个士子的本能追求，“知其不可而为之”。
张季鸾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同时面临内忧外患。内不能完全启发民智，建立完成统一的独立主权国家，民生凋敝；外不能有效抵御帝国入侵，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主权沦丧。这种特殊历史状况，让一介文人的确十分焦虑和无奈。张季鸾公开疾呼：“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29]他在报刊活动中，时时思考服务国家事业、民族大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不忘记批评和反省自我，“自己觉得在报界多少年，眼看着国家地位至此，还在做记者，实在没有面子”[30]。
张季鸾在言论写作中从不忌惮权势。主笔新记《大公报》，张季鸾发表了著名的“三骂”文章，独立不羁，有理有据有节，以至于蒋介石每日必读《大公报》，了解国情、舆情。张季鸾的言论始终关注民众启蒙。他积极普及民主民权知识，启发民智，进行思想输入，利用报刊阵地与青年探讨人生问题，探讨妇女民权问题等。张季鸾写文章论政从不接受任何势力左右。他论政但不干政，始终持知识分子中间立场，避免受到政见、党派的干扰，努力发出真挚的、公允的声音。
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张季鸾是始终以报人身份守护精神追求的重要新闻人物。虽然，“由于中国伦理道德正统观念的影响，中国文人又把自己政治思想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身上。”[31]张季鸾并未超越历史，依然寄希望于社会最终统治者，但却从精神思想上传递出中国传统原动力推动历史进步的事实。“一种文化中最习以为常的部分往往隐藏着它最本质的密码”[32]，张季鸾的报刊思想和行为反映了中国这一隐秘的动力：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动力。中国这一传统原动力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一种舍己为家、舍己为国的浩然之气，是民族精神和中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潜在的传统原动力驱使和策动，才有了民族国家的前进与复兴，是中华文化得以加强的精神原动力。
【注释】
[1]牛济：《有关张季鸾先生的史实考订》，《新闻研究资料》1988年第3期，第191—192页。
[2]当时，张季鸾以张炽章之名赴日公费留学，因中间回国完婚被取消学籍，实际上是没有完成学业。山东大学王咏梅教授在《〈大公报〉三巨头清末留日史实考——以〈官报〉所载为中心》中，以当时各级官报所载内容为依据，经过详细的考证认为，“监督处发出公布是在宣统二年九月十七日，即1910年10月19日。张季鸾于1911年回国。由此可知：张季鸾虽然在1908年5月已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但由于中途归国，请假原因与清末留学生管理章程不符而被开除学籍，最终并未从该校毕业。后人多认为张季鸾考入第一高等学校后，学成归国，与事实不符。”详见王咏梅：《〈大公报〉三巨头清末留日史实考——以〈官报〉所载为中心》，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2013年。
[3]《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编：《新闻界人物》（一），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07页。
[4]引自亦杰：《向“报人模范”张季鸾学些什么》，《今传媒》2009年第6期，第74页。
[5]引自胡香：《报业宗师张季鸾》，《新西部》2003年第5期，第30页。
[6]李廷华：《“关学”余脉：于右任、张季鸾和吴宓》，《书屋》2003年第1期，第63页。
[7]袁新洁：《“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期，第108页。
[8]关于张季鸾是否加入中国同盟会，其本人并未留下明确信息，现有的同盟会盟员名单中也未见其名字。因同盟会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许多研究者认为其与同盟会会员过从密切，再加上旁人的回忆佐证，认为其曾加入同盟会。对此，业界多有争鸣，看法不一，具体情况可参看《新闻界人物》、冯自由《革命逸史》、刘耿《张季鸾先生入同盟会考》、吕文浩《书生报国唯秃笔》等著作或文章。本文从其一生的为人、为文情况，倾向于其未参加任何政党组织。
[9]袁新洁：《“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期，第108页。
[10]张丽萍：《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102页。
[11]李福荣：《风雨沧桑话〈夏声〉》，《新闻知识》1992年第2期，第43页。
[12]王公望：《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的刊物——〈夏声〉》，《兰州学刊》1984年第3期，第84页。
[13]引自亦杰：《向“报人模范”张季鸾学些什么》，《今传媒》2009年第6期，第74页。
[14]李廷华：《“关学”余脉：于右任、张季鸾和吴宓》，《书屋》2003年第1期，第67页。(https://www.xing528.com)
[15]张季鸾：《本报同仁启事》，《大公报》1928年9月16日。
[16]来丰：《“文人论政，商业经营”——张季鸾的报业经营观》，《新闻天地（论文版）》2001年第1期，第21页。
[17]李云豪：《浅谈传统思想对张季鸾报业活动的影响》，《科技信息》2007年第31期，第311页。
[18]袁新洁：《“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期，第106页。
[19]傅国涌：《“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5期，第54页。
[20]袁新洁：《“文人论政”传统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期，第106页。
[21]刘澍涛：《试论关学对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影响》，《今传媒》2006年第8期，第59页。
[22]引自杜涌涛主编：《民国旧士：过去的那些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页。
[23]李瞻：《报业巨星张季鸾先生》，《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9期，第108页。
[24]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大公报》1941年。
[25]李金铨：《回顾〈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文人论政》，《新闻记者》2015年第11期，第45页。
[26]张季鸾：《季鸾文存》（下）附录，上海书店，1989年，第10页。
[27]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张源、顾思兼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6—17页。
[28]张季鸾：《张季鸾集》，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361页。
[29]张季鸾：《季鸾文存》（上），上海书店，1989年，第30页。
[30]张季鸾：《我们有什么面子》，《国闻周报》1935年第4期，第1页。
[31]吴廷俊、范龙：《〈大公报〉“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蕴》，《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第58页。
[32]姜红、於渊渊：《从“名士”到“报人”：近代中国新闻人职业身份认同的承续与折变》，《新闻与传播评论》2010年，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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