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惠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厚影响和广阔的视野，再加上关学在青少年时期学到的广博知识，张季鸾成为典型的职业士子，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典型知识分子，舍身为国，忧国忧民。
首先，张季鸾的生活处处体现士人精神。张季鸾天生口吃，不善言谈。他衣着简朴，仗义疏财，虽在《大公报》贵为总编辑，报酬丰厚，但积蓄并不多。在生活中，张季鸾性格善良，豁达开朗，热情好客，极有人缘，交友广布三教九流，与周围各类人等都能保持良好的往来关系。张季鸾不仅与蒋介石保持密切关系，还与西藏的达赖和班禅有书信往来，京剧名家梅兰芳等都将其作为高端票友。在张季鸾的公祭大会上，从上海匆忙赶来的杜月笙扶棺痛哭，连呼：“四哥！四哥！”悲痛万分。据左右人说，从没见过他这样如丧考妣。
平时，他勤奋好学，能洞察世事变迁，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把握很准，能利用报刊社论发挥启蒙救国作用。在重大问题事件上能顾全大局，知错就改。所以，他也能赢得当时几乎所有人的爱戴和尊敬。张季鸾在《归乡记》一文中，写道：“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或许这就是他获得公众接纳的一个原因。
在一个军阀混战、政权不统一、随时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国，以实际行动为民族独立作出贡献是每一个士子的本能追求。严格地讲，“二十世纪不是一个学术的时代，是一个行为的时代”[14]，张季鸾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践行者。(www.xing528.com)
其次，在政治立场上体现士人精神。在公共活动上，张季鸾成为众人仰慕的“国士”，能与蒋介石实现平起平坐。但张季鸾并未贪恋权力和职位，一心只做报刊本分工作，“本社同仁向以办报为职业，不兼任何政治上任何职务，不作求官求差之任何活动”[15]。让张季鸾闻名天下的“三骂”（一骂吴佩孚、二骂蒋介石、三骂汪精卫），始终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独立不羁。张季鸾秉承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心一意于“新闻救国”、“言论报国”。[16]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对于国家和民族怀有极为浓厚的历史责任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政治意识促使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予以很多关注，“都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沉重的历史责任感”。[17]“千百年来，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以儒家的原则为依归，对国家和民族一直怀有深厚的情怀”[18]，无论地位高低，都有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气质在胸中沉淀着。
再者，张季鸾行文潇洒豁达，也体现着士人精神。在张季鸾之前，梁启超的“报章体”（又称“新民体”等）流行一时。而中国的新闻评论，则是在张季鸾的笔下发生再次转变的。张季鸾已经实现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文笔更加自然流畅，文风质朴，娓娓道来，易于阅读。张季鸾对待文章的态度十分严谨，每在执笔之前，总要深思熟虑，巧妙构思，然后再下笔为文，一气呵成，文章充满了感情。对待一个重大问题，往往能够做到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加上其本身就具有的古文功底，经常在文中使用对仗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他认为，写文章立意固然要不落俗套，而文字尤其需要推敲妥切，不能留有漏洞，而为他人所乘。他的文章无隙可乘，无懈可击。他处理新闻的态度，是力求准确、客观、忠实、全面，并且很注意细节。文章内容从不避讳高官达人，也摒弃党派纷争，真正实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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