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分支，发源于陕西境内，主要代表人物是宋代的张载。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学说，特别强调“学必为圣”、“经世致用”、“笃行践履”、“躬行礼教”等，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那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具有包括宇宙、吞吐八荒的浩然大气，经世致用的实际精神，振衰起颓的文化责任，乐观清正的社会理想，冯友兰先生认为其概况了哲学家的最高境界。
以后接受张横渠影响者像刘古愚、于右任、张季鸾，“都有一个特点：对人生社会持进取态度，处板荡之世则谈兵论剑，由改良而趋于革命”[6]。作为关学余脉的刘古愚是晚清的大师级人物，一生践行和传播关学思想，培养出于右任、吴宓、张季鸾等民国众多优秀分子。刘古愚始终坚持高度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实践，在维新变法中有“南康北刘”之说。并且，刘古愚并不守旧自己的学问，主张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问，印证了“经世致用”、“笃行践履”的思想宗旨。
在陕西学习期间，张季鸾虽身材不高，形容消瘦，但刻苦好学，思维敏捷，聪敏过人，成绩优异，颇受时人赏识。在“烟霞草堂”求学时，他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获得真传，打下比较扎实的古文和史地基础，奠定了坚实的国学修养和浓厚的儒学情结，养成了纯粹的传统士大夫精神。这种精神一直贯穿于张季鸾的一生，是受到国内各党派尊敬的少数人物之一。(www.xing528.com)
在日本留学期间，张季鸾与许多留学生不同，而是好学深思，对日本的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风俗人情，都作了决非浮泛的调查和研究。这与同盟会上层人物宋教仁等的求学态度截然不同，也与一味照搬国外政治制度的留洋学生迥异。国外的留学经历，使张季鸾养成了一个超越年龄的思想境界。
年轻时的张季鸾也曾思想激进，交友圈内亦多为同盟会成员，且不乏重要人物。但张季鸾已经决心要走“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道路。他又一直主张新闻工作者要超然于党派之外，才能保持客观公正。他虽然同情、倾向甚至参加革命，但“并未参加革命团体，也不是职业革命家，这就是他与其他报人最显著的区别”[7]。张季鸾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以后也从未参加任何党派。[8]在暴力革命甚嚣尘上、民主思想成为风潮的留洋舆论界，张季鸾能够独善其身，自有一套主张和想法，可谓独具风格，卓尔不群。从参加《民立报》起，他确立了“忠——忠于主张、勇——勇于发表”为立身立言之本[9]。这与他在陕西的求学经历分不开，与关学大师的谆谆教诲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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