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梁启超归国后办的第一份报刊，《庸言》在政界和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的治国理政之才也得以广泛传播。
从内容上来分析，《庸言》所刊载的文章非常适合建国需要，符合当时受众群体需要，得到社会精英分子的广泛追捧。以此为载体，梁启超传播了丰富的政党政治知识，对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来说是十分有益和有必要的。从日渐上升的发行量来看，《庸言》在当时的舆论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从第一期的1万份，猛增到后来的1.5万份，创造了政治学术类期刊发行的奇迹。
梁启超主笔《庸言》目的正如其在创刊词所说，是为了“训常”、“训恒”、“训用”，传播政治原理以推动影响政局的发展，按照自己的政治构想进行不断的思想启蒙工作。所以梁启超才不遗余力地在该刊上发表了30多篇政论文，努力介绍新知，引导时政，启蒙宣传。
从《庸言》的英语刊名“Justice”来看，梁启超希望能在军阀政治和暴力革命之间寻找一条公正、独立的路线，减少国家的损失，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演变。梁启超试图用一种士人理想化的图景建构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实现国家自强。(www.xing528.com)
《庸言》所载梁文基本反映了其立场，既对袁世凯的统治表示不满，又批评国民党的政见，努力探索建设性的问题，寻找救亡图存的方法和道路。作为一个开放、开明、善于接受新知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主动吸取东西方文明成果，介绍选举权、解散权、三权分立等思想学说，并就民初的国内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提出过不少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的就是帮助政府渡过难关。
梁启超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观念积淀深厚，立刻实现民主政治是极其困难的。所以，“其态度仍主渐不主急，维持当时之政府施行保育政策”[47]，推行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似乎顺理成章。梁启超毕其一生都在从事启蒙工作，至此主笔《庸言》之际，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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