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梁启超归国之后不久，即于12月1日在天津创办了《庸言》报，并担任该报主笔。主要撰稿人汇聚了当时颇具影响的严复、林纾、夏会佑、陈家麟、丁世峰、周善培、蓝公武、麦孟华、黄为基等人，可谓汇聚一时豪杰。
《庸言》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每期约10万字。《庸言》第1卷第1期至第24期为半月刊，从第2卷开始改为月刊出版发行。第一期发行就达到了1万份，第七期后增加到1.5万。
《庸言》由天津庸言报馆编辑出版，该馆位于当时的天津日租界旭街十七号。第1卷编辑人为吴贯因，第2卷编辑人为黄远庸（即黄远生——作者注），由正蒙印务局印制，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广智印书局代理销售。
在封面设计上，《庸言》古朴大方，严肃典雅，不失大家之气。《庸言》将英语词汇“The Justice”（公正、正义、不偏不倚——作者译）置于刊名“庸言”之下，显示了梁启超超越党派、独立不倚的报刊思想。黄远生主编该刊时，也未将“The Justice”除掉，只是换了位置，将其置于刊名“庸言”之上。
《庸言》的取名源于《荀子·不苟》中“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梁启超在《庸言》创刊刊首语中如是说：“庸之义有三：一训常，言其无奇也；一训恒，言其不易也；一训用，言其适应也。”[40]按照梁启超的意思，《庸言》杂志的目的是要传播评议、恒久、适用的治国理念和思想，摒弃“言之庞杂”的各种学说思想，而使“布帛菽粟夫妇之愚可与知”[41]。《庸言》刊首语表明，梁启超希望借此传播治国思想和救国方略，继续表达潜在的政治诉求，谋求治国的机会，反映了其启蒙救国的思想。
梁启超主笔期间的《庸言》主要设有“建言”、“译述”、“艺林”、“特载”、“杂录”等五大栏目，重点发表文章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学术论文占相当篇幅。“建言”栏所刊内容全是针对当时政治和社会的通论、专论、杂论、讲演等文稿；“译述”的内容包含世界名著、外论、杂译等；“艺林”刊登史料、艺谈、文苑、说部、文录、随笔等，其形式短小精悍，内容神奇古怪，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和较高的可读性，并有一定的文化韵味；“特载”有国闻、外纪、摭言等；“杂录”则是刊发一些法令和时事日志方面的文字。
黄远生主笔期间，根据《本报之新生命》的宗旨，《庸言》栏目略有微调，增加了当时比较流行的“时评”栏目，同时增加了新闻报道。但未几，《庸言》即于1914年6月停刊，前后共出版30期，历时一年半。(www.xing528.com)
研究历史有很多手段，而量化的方法能客观地反映一个历史人物的某些方面，“量化方法对于研究历史上某些问题，不容否认的是一种利器”[42]。我们通过对刊发于《庸言》上的梁文统计，就能较好地发现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和精神内核，更好地理解梁启超的“士人”情怀，理解那一代人为什么前赴后继地入仕为官，争取获得国家政治权力。
梁启超在《庸言》上刊发各类文章、访谈共39篇（2篇重复刊发），其中在“建言”栏目发表各类文章31篇、“附录”2篇、“佥载”1篇、“艺林”1篇，其他4篇。
梁启超在《庸言》上发表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政论文，总数达到33篇，占发表文章总量的85%。这些文章包括针对全国政局建设的《中国立国大方针》、《中国道德之大原》、《政治上之对抗力》、《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等文章，也有政策介绍性质的《治标财政策》、《政策与政治机关》、《省制问题》、《同意权与解散权》、《专设宪法案起草机关议》等文章，还有杂论和时评，《罪言》（4篇）、《论审计院》、《暗杀之罪恶》、《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等文章。
其中，《庸言》最初的前两期，共刊发梁文11篇，基本都是能代表梁启超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的重头作品。在第2号《庸言》上，梁启超更是连续发表了《中国道德之大原》等6篇文章。这说明梁启超还是将《庸言》当作了言论政治的阵地，“他的政论大部分还是关于国家立法、国务院，以及道德等方面的，他还是通过他的政论文，来表达他的政治理想，想通过办报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他虽然对袁世凯的一些做法不是很肯定，但是为了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比较倾向于站在袁的立场”[43]。梁启超将《庸言》打造成了政论天地，政论文成为该刊的灵魂，反映了梁的本质上为政救国的思想。作为典型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推动社会渐进式改革，并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宣传和影响，达到主政的目标，成为治世之能臣。
在黄远生主持《庸言》期间，梁启超仍是一位重要撰稿人，连续发表了《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币制条例理由书》、《整理滥发纸币与利用公债》、《银行制度之建设》、《条陈改良司法意见留备采择呈》等文章。梁启超从1914年2月19日开始担任币制局总裁，《庸言》月刊成为梁启超系统阐发财政金融改革思想的重要舆论阵地。[44]
梁启超坚持“文负其责”的原则，在启事中就称“启超所为文皆署姓名，文中辞义直接全负责任。”这是梁启超独立发表言论并敢于承担责任的体现，同时显示了一种内心的强大自信。确实，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梁启超几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为文“善用开阖之姿势，抑扬之音调，说至透辟处，往往入木三分”[45]。他还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同时又能客观理性看待和分析，对观念的理解也较一般派别要深刻得多，在文中蕴藏“一种特殊势力”[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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