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之所以“愿终身不离报馆”，与其内心精神内涵是分不开的。在那个剧烈变迁的社会里，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梁启超仍然保留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传统儒士精神，“国家多难，岁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32]。他时刻期望着能被国家和社会召唤，奉献智慧和力量，而在不被起用的情况下，尽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情。即使到了晚年，他的这种精神也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可以从他给子女的书信中感受到：
近来多在学校演说，多接见学生，也是如此——虽然你娘娘为我的身子天天唠叨我，我还是要这样干——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比个人长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33]
这种关心国事，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心情始终没有改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最好的写照。这是中国新闻人的精神内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本质，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之士”的贴切体现，“哀时伤国之念，则至老不稍衰”[34]。
梁启超身上体现着丰富的士子精神和传统思想。在一个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35]。张荫麟也认为，梁启超一生的活动和著述都与“致用”分不开。[36]其人格和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并仍继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精神和人格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子为国为民的宏大精神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www.xing528.com)
即便是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梁启超也没有安享晚年停止思索，其思想和价值观念仍旧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价值观念上，“明确获得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转折，从而不再笼统地把西方的每一步发展，都看成无可替代的历史趋势，而是深入细部、充分分析地看到，就连西方自身，也都是各种价值的矛盾综合体。”[37]其思想认识已经穿越时空，上升到哲学层面，不再盲目迷信西方学说和思想，批评意识更强，理性意识更加突出。这也是他回归学术潜心研究的动因之一。
从深层次来讲，梁启超回归学术是基于其本人的儒生性情，正是沿着这种性情，他才本能或不自觉地在模仿着孔子的人格风范和人生历程。反过来说，这种对于孔子生平的模仿，对于孔子事业的追随，也可以被看做一个突出的表征，来表现他对于文化本根的再体认。[38]“正如中国文化传统在他看来是复杂和多样化的一样，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也是复杂和多样的，有时由真实的理智判断来决定，有时为一些说教的因素所支配，有时还不知不觉受他保留文化认同愿望的影响”[39]，在那个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年代里，梁启超也与时代脉搏一起在变与不变中挣扎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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